零八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 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 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 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 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 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 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 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 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 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 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 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 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 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 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 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 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 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 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 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 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 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 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 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 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 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莫之许（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美智库推出"核报告":1728枚海基核弹威慑中俄朝

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8-12/10/content_16927474.htm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智囊团“美国进步中心”（ＣＡＰ）研究院的安德鲁·格罗托，近日在ＣＡＰ主页上发表了《２００９年核态势研究报告》，该报告称美军有 １４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太平洋海域游弋，这支潜艇部队共携有１７２８枚核弹头，其瞄准目标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和核专家认为， 这份报告必将对奥巴马就职后的美军核力量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奥巴马智库抛出重磅核报告

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ＣＮＮ和韩联社等媒体，１２月５日和６日披露了《２００９年核态势研究报告》出炉的消息。《青年参考》报记者随后找到了报告全文。

虽说报告主笔是安德鲁·格罗托，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博采美国高级智囊和前政要的观点，其中包括前国务卿舒尔茨、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和“无核武器世界”机构负责人萨姆·努恩等。

《２００９年核态势研究报告》长达３６页，内容包括“新核态势”、“１９５５～２００８年全球核武器储备”、“２１世纪核威胁”、“核恐怖主义与流氓国 家”、“核黑市”、“核能源与核武器的扩散”、“俄罗斯的作用”、“需要：美国核武器的态势”等等。这份报告还盘点了美国最新的核实力：总计有１００００ 枚核弹头，其中５４００枚处于“库存 ”状态，４０７４枚处于“作战值班”状态，１２６０枚处于“备用”状态。处于作战值班状态的核弹头分布如下：３５７４枚属于战略核部队，５００枚属战术核 武器。

“美国进步中心”在总统选举期间从事了奥巴马阵营的智囊角色，如在对朝鲜问题上它曾建议：“新政府应向朝鲜明确表示，美朝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在美国政府的重 要顺序上排名前位，朝核问题的进展是新政府的核心重要目标。”建议书还说，“朝鲜应该明白，美朝高层直接会谈才是美国新政府可接受的一个方案。”“特使在 前往平壤前后，有必要访问首尔，同韩国政府进行协调并作会谈简报。”所有这些建议被奥巴马“照单全收”，成为奥巴马对朝鲜政策的核心。因此，外界认定， 《２００９年核态势研究报告》将是奥巴马政府打造美军核力量的基础。

１４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都在太平洋

《报告》披露了美国核力量的最新组成和战备状况：

美国现有５００枚“民兵Ⅲ”洲际弹道导弹，但计划将其数量削减到４５０枚。这些洲际弹道导弹分属３个空军基地管辖——迈诺特空军基地、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和华伦空军基地。这些洲际弹道导弹总共携带７６４枚核弹头，绝大多数核弹头的威力是当年投在广岛原子弹的２０倍。

美军现有１４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些潜艇均驻在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班戈海军潜艇基地。１４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配备２８８枚“三叉戟Ⅲ”弹道导弹，每枚该型 导弹可携６枚核弹头。因此，这些潜艇总计携载１７２８枚核弹头，占美军现部署核弹头总数的４０％。这些核弹头的威力，分别相当于当年投掷在广岛原子弹的８ 至３０倍不等。最引人关注的是，这些在太平洋游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目标，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

远程重型轰炸机是美国核力量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现役的Ｂ－２和Ｂ－５２既可以执行核攻击任务，也可以用于常规作战。美军现有１６架Ｂ－２和５６架Ｂ－ ５２，其中Ｂ－５２驻扎在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和迈诺特空军基地，Ｂ－２则驻扎在怀特曼空军基地。这两种重型轰炸机可以携载３种核武器，其中部分核武器的威 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８０倍。战略轰炸机可携载的核弹头数量约为１０００枚。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美军还装备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由于目前并没有国际公约制止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因此美军现在保留了１２９０件非战略性的核武器，其中 ５００枚处于战斗值班状态，随时可投入使用；另外７９０件处于“库存”状态。据美军方绝密资料显示，美军在北约盟国境内秘密部署了３５０件战术核武器。这 些战术核武器可以由海基“战斧”巡航导弹发射，也可以由战机投掷。

是奥巴马打造“新核力量”的指南？

《纽约时报》、美联社、ＣＮＮ和韩联社等媒体一致认为，该报告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打造“新核力量”的指南。前国务卿舒尔茨等人均认为，美国应该在２１世纪继续引领世界应对核威胁。

美国国会即将展开核态势评估。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第三次评估核战略，此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分别进行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核态势评估重点强调与俄罗斯合 作，共同防范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扩散，但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却没有真正落实下去，而是把重点放在索马里事务和军队同性恋问题上。首度评估可谓草草收 场。２００１年第二次评估时，布什总统对此高度重视，评估结果也影响布什总统的核力量政策，但由于反恐战争影响了核力量改革进程，最终没有多大进展。

奥巴马政府应该借第三次评估的机会，重新打造美国的核力量。因此，报告建议奥巴马在政府过渡阶段、就职后前１００天和第一年中应该做的事项，具体可包括向 各方通报新总统的核武器政策行政指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战略司令部司令举行碰面会，正式启动美国核力量建设评估。一年内确定美国新核力量的建设政策 和具体措施，打造全新的美国核力量。

参考资料

美国核武器对准五类目标

美国的核打击目标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敌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及其运输、储备等后勤设施；

第二类是敌方的军事领导机关、各级指挥所、通信枢纽；

第三类是敌方的有生力量，如作战部队和预备队的集结地、海空军基地等；

第四类是敌方重要工业中心、交通枢纽、港口等；

第五类是敌方重要城市、政治中心等。

此外，在突袭时机的选择上，美国要求战略核武器部队要在敌最不易察觉的时间和地点实施首次核打击。在打击目标的选择上，美军宣称要有重点分阶段地实施，要 首先保证对敌第一、第二类目标进行摧毁性打击，其中尤以第一类目标为重点打击对象，使敌方丧失还击能力；其次是对第三、第四类目标进行核打击，瘫痪敌方延 续战争的能力；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才对敌第五类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栽在烂尾楼里 被称"性贪"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12/04/content_16898179.htm

核心提示：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有消息透露，黄松有涉及广东一起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案，已被中纪委“双规”。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同时，新华网的消息透露，黄松有涉及广东一起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案，已被中纪委“双规”。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黄松有被免职的消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司法系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创造了一个纪录：建国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性贪”高官

黄 松有最后一次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10月9日。当天，他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地方法官研讨会，会见并宴 请了东盟各国的司法界代表。此后，他再未露过面。有媒体报道称，10月15日，“在参加完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后，黄松有被塞进一辆汽车里带走，他的住地和办 公室也在当天下午遭到搜查”。另外，“黄松有分管的高法执行部门，至少有4名高级官员被下令不得离开北京，以协助调查”。

关于黄松有落马 的原因，香港《大公报》等媒体报道称，他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也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 趣”，更有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不过，目前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卷入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该 案主要涉及曾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广州“中诚广场”被拍卖一事。

“中诚广场”是一座怎样的烂尾楼，竟能将黄松有拖下水?《环球人物》记者特赴广州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蹊跷拍卖

“中诚广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北体育西路191号，现已更名为“中石化大厦”。从1997年被扣上“烂尾”帽子起，“中诚广场”便因烂尾时间长、牵涉面广、牵涉资金多、“复活”历程曲折，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

规 划设计中的“中诚广场”高51层，分A、B两塔，由香港中诚集团于1992年投资兴建。该工程的造价高达20亿元，但中诚集团的初期投资只有2000万 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诚集团资金链断裂，“中诚广场”的工程进度随之时断时续。2001年，被拖欠了数千万元工程款的施工单位宣布停工， “中诚广场”就此成了烂尾楼。

2002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解决围绕“中诚广场”的债务纠纷。当时，申报的债权人多达158名，债务总值达人民币15.67亿元、港币1.24亿元、美元0.3亿元。

当年10月，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骏鹏公司)和北京金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金贸公司)如从天降，莫名其妙地在竞拍中胜出，联手以9.24亿元人民币的低价收购了“中诚广场”。

此后不久，广州骏鹏公司的老板范骏业，因涉嫌金融票证犯罪，丧失了购买“中诚广场”的资格。2005年2月5日，北京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

然而，此次拍卖行动结束不久，就有媒体发现了更多的“离奇故事”：北京金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范骏业。而且，北京金贸公司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很快出手转卖，售价高达13亿多元，净赚了4亿多元。

但是，直到此时，外界也只是感到此次拍卖活动存在诸多蹊跷，没人知道黄松有和杨贤才在其中做了手脚。

背后谜团

2006年，“中诚广场”A塔被中石化集团买下，整幢大厦被更名为“中石化大厦”。此后，事易时移，就连许多广州人都淡忘了“中国第一烂尾楼”之事。

然 而，两年后的2008年6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在“中诚广场”拍卖过程中有违纪行为，突然被中纪委“双规”。此时，人们才 再次想起了“中诚广场”，并恍然大悟：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的过程果然暗藏玄机!但人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杨贤才只是个副厅级官员，何需中纪委直接 介入?对此，有分析人士当时就指出：中纪委亲自出马，极有可能意味着，在杨贤才的背后，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官员。

直到2008年10月28日，黄松有被“双规”的消息传出，人们才又一次恍然大悟：那个“级别更高的官员”就是黄松有!

那么，黄松有在“中诚广场”拍卖案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就连广州司法界人士也无法弄清黄松有和杨贤才涉案的具体细节。他们也只是从媒体上看到一种说法：杨贤才在执行拍卖“中诚广场”任务的过程中，曾接到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而发指示的人正是黄松有。

黄松有和杨贤才为何能将他们的龌龊之事掩盖得如此“完美”?

杨贤才的一位前同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现年58岁的杨贤才，因在破解司法执行难问题上屡有创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执行局长”。拍卖“中诚广场”时，他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分管此事。

他还透露，黄松有与杨贤才的关系很好。二人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事，还是潮汕老乡(黄松有是广东汕头人;杨贤才是广东揭阳人，揭阳在撤县设市之前隶属汕头)。鉴于两人关系密切，外人很难了解他们之间的“交易”。

黄松有在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过程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消息人士称，黄松有受贿的数目大概在300万元左右。

堕落学者

1957年，黄松有出生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的一座旧祠堂里。那是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全家的住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尽管家境贫寒，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

黄松有的高中语文老师周希宪回忆说，高中时代的黄松有“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谦逊、踏实而富有活力”。全国恢复高考后，黄松有挑灯夜读，紧张备考，1978年以优异成绩被西南政法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缘。

一位从西南政法学院走出来的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大学校园里的黄松有同样“刻苦、勤于钻研”。毫无疑问，在校园里受到的系统专业训练，为其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2年，黄松有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97年，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湛江期间，他组织审理震惊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案，因出色完成审判任务，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个人二等功表彰。

1999年，凭借在广东的成就，黄松有离开妻儿来到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使他在北京的表现同样出色，并据此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

“转 战”北京的黄松有，曾因在全国力推执行威慑机制而受到媒体的追捧。此外，他健谈、开朗的性格以及对法律业务的深入思考，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时，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他还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在被“双规” 之前，黄松有堪称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

正因如此，黄松有落马后，国内司法界发出一片惋惜之声。

“真的太可惜了!”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黄松有的一位前同事不住地叹气摇头：“黄松有45岁就已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了，他的履历和业务能力都很出众……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抵挡住诱惑，没有把持住自己。”

除了为之叹息，黄松有案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国人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对抗官场贪腐的最后一道防线。从这个角度看，黄松有案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专家指出，公正是人类的道德理想，也是法律目标。司法公正不仅是司法领域的理念，也是社会的基本共识。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就必须肃清司法腐败。

拿掉一个黄松有并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但他被果断“拿掉”的事实表明，中央正在尽最大努力铲除司法系统中的毒瘤。（人民网-环球人物杂志）

Ein Sieg des Rechtsstaats

http://www.zeit.de/online/2008/48/christian-klar-kommentar

Der Ex-Terrorist Christian Klar zeigt keine Reue, er weigert sich, die RAF-Morde aufzuklären. Dennoch ist richtig, ihn nach 26 Jahren Haft freizulassen. Ein Kommentar

Christian Klar war einer der schlimmsten Anführer der RAF, ein skrupelloser, brutaler Mörder. Als Kopf der zweiten Generation der Rote-Armee-Fraktion war er im "Deutschen Herbst" 1977 an der Ermordung von Arbeitgeberpräsident Hanns Martin Schleyer, Generalbundesanwalt Siegfried Buback, Dresdner-Bank-Chef Jürgen Ponto und ihrer Begleiter beteiligt. Er hat sich bis heute von der menschenverachtenden, verblendeten Ideologie der RAF nicht losgesagt. Er hat sich nicht zu seinen Taten bekannt, er hat sie nicht bereut, und er hat gegenüber den Angehörigen nie ein Wort der Entschuldigung gefunden. Er bleibt bis heute gefangen in dem grauenhaften Weltbild der Linksterroristen.

Das Oberlandesgericht Stuttgart hat heute dennoch entschieden, Christian Klar Anfang nächsten Jahres auf freien Fuß zu setzen. Es blieb dem Gericht gar keine andere Wahl. Denn der Rechtsstaat entscheidet in solchen Fällen nicht nach Reue oder der Bereitschaft, an der Aufklärung mitzuwirken. Das spielt nur beim Strafurteil eine Rolle.

Christian Klar hat zu Recht die Höchststrafe bekommen. Er hat 26 Jahre im Gefängnis gesessen, mehr als ein Vierteljahrhundert, solange wie kein anderer RAF-Terrorist. Er hat seine Strafe verbüßt. Das Gericht hat festgestellt, dass von ihm keine Gefahr mehr ausgeht – das ist das Einzige, was jetzt rechtsstaatlich noch zählt.

Die Gesellschaft und die Angehörige der Opfer werden sich schwer damit tun, genauso wie manche Politiker, die sich über die Freilassung empören. Und es ist ja auch schwer auszuhalten, dass bald ein Mensch wieder frei herum läuft, der so offenkundig nicht resozialisiert ist, der keine Anzeichen von normalem menschlichen Empfinden und Einsicht zeigt. Im vergangenen Erinnerungsjahr an den Deutschen Herbst hat Bundespräsident Horst Köhler daher aus gutem Grund seine vorzeitige Begnadigung abgelehnt.

Aber Klar jetzt noch länger in Haft zu halten, wäre nicht nur ein Rechtsbruch. Es würde den Rechtsstaat selbst infrage stellen und ihn genau zu dem machen, als was ihn die einstigen RAF-Kämpfer immer angesehen haben: als politische Siegerjustiz.

Gerade indem die Stuttgarter Richter Christian Klar wie jeden x-beliebigen, gnadenlosen Mörder behandeln, erweisen sich die deutsche Justiz und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Gesellschaft als standhaft und selbstbewusst: Wir haben es nicht nötig, einen Mörder bis zum Ende seiner Tage einzusperren. Er ist mit sich selbst schon gestraft genug. Alles andere ist nun Vergangenheit.

灵魂是什么？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813217,00.html

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灵魂吗？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在为此寻找答案。对于死者的亲朋好友来说，死者会继续活在他们的心中和记忆中。死者下葬之后，墓碑上会刻上他的姓名和生平，亲友们也会定期前来祭奠。那么，人死之后，留给后人的只是记忆和墓碑吗？是否真的有不灭的灵魂呢？如果灵魂真的存在，那灵魂又是什么呢？德国之声记者Mechthild Klein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走访了一些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

尽管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都把追求财富当成了主要目标。另一些人则拼命努力工作，希望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汉堡新教神学家格林贝格表示，现在很多人几乎没有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心来，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们的精神世界显得异常空虚。他说："我想说，如果没有了灵魂，那人的生命就完全物质化了，即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主义。这将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因为人在这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某种物品。"

格林贝格认为，这是人对自己的自我贬低。因为，人把自己当成了机器里的一个部件，必须永不停歇地运作。事实上，这样人到头来也就失去了尊严。他们忘却了自己的灵魂和精神需求。对外在美的狂热追求，抑郁或者对网络世界的痴迷，就是这种心态造成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个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也就很难感知到灵魂的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寻找自我时，你很可能找不到灵魂。只有一个人去关爱别人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知道我并不是孤独的。"

然而，能够理解宗教词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多人认为很难相信灵魂的存在。畅销书作家修道士格林认为，灵魂就是一个画面。他说："我们不应当对灵与肉做出具体的想象。人人都知道，肉体是会腐烂消失的。但是，灵魂又是什么呢？天主教神学认为，灵魂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它会以肉体的形式得以表现。这一点很难说得清楚，信徒保罗的解释是，人就是灵与肉的结合。但是，这其中还是有很多难以捉摸的地方。我们需要具体的画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画面只是画面而已，现实是在画面之外的。”

神学家格林认为，在人的内心世界中，灵魂无所不在，他说："人内心世界的预感，愉快，对现实生活的超脱，人同真实自我的沟通，人同上帝的沟通，这一切都是灵魂使然。"

格林认为，灵魂是可以感知的。你只要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去注意一下内心世界涌现出来的愿望和想法。"灵魂就是我们同上帝沟通的地方。因此，忘却灵魂就是忘却上帝。今天人们总是试图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但是，同时我也能感觉到，现在人们对灵魂越来越有兴趣。我们很思念那种有精神生活的人生，而不喜欢如同经济世界里那种纯物质化的生活。事实上，经济世界同样需要灵魂。一个企业也同样需要灵魂，如果它只是一个赚钱的机器，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格林同时也承认，灵魂不灭只是一种信仰，无法得到科学论证。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骨灰安放杭州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昨天(17日)，他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生于杭州 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人物背景：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别了，司徒雷登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世界军力排名跃居第二 法国新一轮军事改革探要

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8-11/17/content_16777451.htm

近日，《简氏防务周刊》依据军费开支、军事理论和科技的先进性、自主研发的能力以及国家的经济基础等，公布了2008年世界最新军力排名，其中，法国紧跟 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之一，法国拥有先进而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自主开发能力在欧洲最强。今年6月17日，法国总 统萨科齐向军队及安全部门代表阐述了2008版《国防白皮书》的内容，它涉及削减军队，改组编制以及增强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快速部署能力等，这是法国继 1994年版《国防白皮书》以来的最大的防务政策调整。

法国推动军事改革的背景

军事能力被“边缘化”是直接动因。尽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和相当规模的常规力量，但是法国在冷战后国际地位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在军 事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在海湾战争、前南危机及科索沃战争中，法军的表现有失军事强国的脸面，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比如，今年8月，驻阿富汗的法国 军队由于装备落后于塔利班，导致10名法国士兵丧生，成为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来驻阿国际部队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面战斗。法国国防部也在一份总结报告中， 称法军缺乏运输能力、压制敌防空火力能力、空中加油能力、无线电干扰能力等等。目前，法国感到在国际问题上日益被“边缘化”。于是，实行军事改革、提升军 力就成了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非传统安全形势的发展是客观原因。2006年1月19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面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出现的不断演变”，法国将对涉及“核心利益”的重大战 略进行调整，以便反击“有可能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或“地区强权”发起的攻击。新版《国防白皮书》也称，恐怖主义、核武器的扩散、 欧洲边缘地区不友好国家所具备的导弹能力以及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法国政府和军队急需应对的。为应对上述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法国政府将着手推动 法国军队的防务转型。

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是主观原因。冷战结束后，欧盟迫切希望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一体化防务力量就会在国际上底气不足。 同时，欧洲由于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纠纷引起的地区性危机和冲突不断，但欧盟却无力处理这些问题，不得不请美国和北约出面解决。现实需要欧盟成员国加 快军事转型，使欧盟军队能够协同作战。而在欧盟各国中，德国武装力量受到战败国身份的限制，英国一直迫随美国，对欧盟的防务建设三心二意，因此，推进欧盟 防务建设的使命自然落到了具有相对良好军事基础、并竭力主张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的法国身上。

法国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逐步缩编，实现军队职业化

“少而精，训练有素”是法军的一条重要建军思想。1995年5月，希拉克总统上台后，就着手研究军队改革方案，发布的《21世纪的军队》对法军的建军原 则、组织结构、装备建设和国防预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96年2月通过的《1997－2002年军事纲领法》也明确指出，法军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支 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和高技术发展趋势的职业化、现代化军队，其重点是建立一直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以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法军的编制改革以“逐步缩编”为原则，采取了以职业军人为主、少量志愿服役军人为辅的途径，逐步以职业军人取代义务兵，最终完全实现职业化。2002年， 法国通过的《2003－2008年军事纲领法》，要求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和调整部队编制，出现了“一个减少、两个上升”的趋势。即：2003年法军总兵力 约为35.5万人，比1990年减少19.4万人，减幅达到35％；民事武装力量和预备役数量上升，分别达到5.6万人和1.8万人。

目前，法国现役部队总人数已经降至32万，军事预算的60%用在维持军队和军事基地上，其余40%用于军事行动。2008版《国防白皮书》明确称，法国政 府将从2009年起裁撤83个军事基地或单位，并将裁减5.4万名国防人员，主要是后勤单位。改革完成后，法军将削减20个陆军团营单位，11个空军基 地，以及一个海军的航空基地，此举将节省约20亿欧元，可用于部队的装备更新和改善，为建立一支更精锐的部队创造条件。

二、自主创新，探索信息化建设的新路

法军是一个有着独立思维习惯的军队，在信息化建设思路上也有别于美军和英军。法军认为，美、英军信息化建设的模式基本相同，主要特征是从统帅部到士兵的全 员信息化，不仅花费资金巨大，而且指挥容易失调。法军装备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在保持核威慑能力的同时，重点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和空间侦察系统。国防科工强 调独立研制、合作生产和直接引进相结合。其中，要保持核武器的独立开发与研制能力；某些信息技术可以考虑同盟国合作，但必须保持独立研制能力；其他常规武 器可考虑与盟国共同研制；一般常规武器实现来源多样化。

法军把重视提高信息战能力作为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外，还大力推进通信指挥系统、数字化战场和军用航天系统的建设，致力于形成以三军信息指挥系统（SICA） 和团级信息化指挥系统相结合的完整、协调、灵敏、高效的信息化指挥系统。三军信息指挥系统作为全军最高级别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主要用于战略决策、组织指挥 多军种作战及参与多国部队协同作战任务。团级信息化指挥系统则作为战场实时信息收集、处理中心和战场指挥中心，是数字化战场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陆军数字化 战场整体建设计划的重点。两者互通互联，既节约了经费，提高了效益，又实现了分级管理、按级指挥、资源共享的目的。此外，法军还计划研发数字化“军种信息 与指挥系统”、“兵种信息与指挥系统”、“数字化大容量电台”等，进一步完善法军指挥控制系统。

作为法军的传统优势领域，军用航天力量发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预计在未来15年内，法国将发射多枚军事侦察卫星与新型监听卫星，形成全天候、全时空、全过程的侦察能力与天地合一、顺畅保密的通信系统，并将创立一个专门负责空间军事的跨军种指挥部。

三、提高效率，改革现行军事体制

为适应现代联合作战的要求，法军改组了部队的组织结构，取消师级结构、实行旅级结构。陆军作战部队编为9个旅共51个团，分别受4个作战司令部指挥。在此 之上还有地面力量司令部。除了作战部队，陆军还有15个后勤团和19个特种支援团，其中15个后勤团组成2个后勤旅，受地面后勤力量司令部指挥。

参照美军的模式，法军还对现行军事指挥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国防部下设置三军参谋部和陆、海、空军参谋部以及武器装备部等单位，成立直属三军参谋长的诸 军种联合参谋部，统一计划、组织和协调三军联合行动。同时根据任务需要，从各军兵种临时抽调部队组成作战群，并设立作战司令部，形成由三军参谋长——三军 联合作战中心——战区联合作战指挥部构成的三级作战指挥体制，同时明确陆、海、空三军军种参谋部和军种各大司令部负责本军种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和后 勤保障工作，不再直接负责作战指挥，初步实现了“军政”、“军令”的分离。

海军取消原舰队建制，编成水面作战、水下与反潜作战、扫雷作战3个作战集群。空军取消联队建制，按机种和任务编成核攻击机群、战斗机群、运输支援群，遂行 空中作战与支援任务。此外，随着太空地位的日益重要，法国对空军的体制也进行了调整:将空军司令部改编为“航空－航天司令部”，并将空军防空司令部改建为 “空中－太空监视司令部”，将空军的职能扩大到航天领域。为了加强情报工作的集中统一，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法军于1992年组建了军事情报局，将分散在 各军种的情报部门纳入集中统一符理。并参照美军模式，组建情报电子战旅，一方面充实加强情报和电子对抗力量，同时也实现了情报和电子战能力的有机结合。

结论

正如法军专家所言，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当今世界与以往相比并不一定“更不安全”，但“更不稳定”，国家安全与国内安全已经密不可分，为此法国制订 整体的国防战略，需要一支现代、多能、装备和训练良好的军队，需要推动欧洲防务建设。法国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对军事理论、建军思想、部队编制、武器 装备、后勤保障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建设“与法兰西雄心相称”、足以保卫法国和全体法国人安全的“21世纪的国防”。法国军事防务转型是一场深刻而 全面的改革，其前景也未必一帆风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将影响到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由于法国在欧洲地位必然对北约乃至对世界产生重要 影响。（肖建军 国防科技信息研究中心）

GDP三千亿城市增至13个 浙江经济底蕴深厚

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08/01/01/009104292.shtml

一个城市(非直辖市，下同。)地区年生产总值(GDP)超过3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直观来说，就是“富可敌省”。

　　按照2006年的数字，现在我国还有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5个省、自治区的GDP尚未超过3000亿元。以2006年“3000亿俱乐部”最后一名的青岛计，一个青岛市的经济总量相当于5个青海省，排在第一名的广州市几乎相当于10个青海省。

　　扩容

　　2007年，城市GDP“3000亿俱乐部”将大规模扩容。

　　2006年，有广州、深圳、苏州、杭州、无锡、青岛等6个城市进入这一“俱乐部”。而根据已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数据计算，今年将有佛山、宁波、南京、成都、东莞、武汉、大连等7个城市进入这一行列。

　　新加入的7个城市，除宁波和成都之外，都保持了14%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宁波和成都，年均增长也在13.5%以上。

　　今年“3000亿俱乐部”不但是成员增长了一倍多，覆盖面也扩展了近一倍。

　　去年，6个俱乐部成员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总量排在全国前列的省份。“龙头老大”广东两个，“榜眼”山东一个，“探花”江苏两个，然后是浙江一个。而今年又新增加了辽宁、湖北、四川。

　　俱乐部成员正在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扩散。

　　如果换个角度分析就会发现，在13个俱乐部成员中，有9个是副省级城市。苏州、无锡、佛山、东莞是以地级市加入这一行列的。

　　全国现在有15个副省级城市，有的副省级城市离3000亿的标准还相差悬殊。比如，厦门市今年前三季度的GDP还不到1000亿元。

　　“珠三角”重拾迅猛升势

　　2004年，佛山GDP还只有1653亿元，经过短短3年，这一数字将达到近3500亿元，基本实现了3年翻番。其背后是每年都超过19%的经济增长速度。2005年到2007年前三季度，佛山交出的经济增长答卷分别是19.2%、19.3%和19.2%。

　　佛山经济规模从2000亿元跨越至3000亿元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比2001年从1000亿元到2005年超过2000亿元时间缩短了一半。

　　东莞甚至比佛山更猛。2004年，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还只有1155亿元，这一数字在今年将可能达到3080亿元。东莞近年来的年均增速也保持在19%以上。

　　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重心北移的议论不绝于耳。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势头都很迅猛。但位处珠江三角洲的“3000亿俱乐部”“新科进士”佛山和东莞以令人炫目的增长速度说明，珠江三角洲仍然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整个广东省的增长速度也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经过2005年的增速低谷之后，广东又重拾迅猛升势。2004年，广东的经济增速是14.1%，2005年，广东的经济增速是12.5%，2006年增速回升至14.1%，今年前三季度，广东的增速达到14.7%。

　　“长三角”猛静两相宜

　　近年来，江苏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没有起落，总是在平稳高速运行。统计数字表明，2004年到近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4.9%、 14.5%、14.9%和15%。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此前已跨入“3000亿俱乐部”。在迅猛增长的态势下，江苏省省会南京今年加入俱乐部也就顺理成章。

　　江苏的位置颇为尴尬。原来稳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二位，前年被山东超越。江苏不保持较高增速，以后的位置可能更尴尬。

　　与江苏相比，浙江则“温和”许多。此次进入“3000亿俱乐部”的宁波经济增速在7个新进入者中，几乎是最低的。但浙江经济深厚的底蕴其他地区几乎无法比拟。

　　环渤海在崛起

　　虽只有大连一个城市新近加入“3000亿俱乐部”，但环渤海经济圈强劲的发展后劲已经表露无遗。

　　明年，预计“3000亿俱乐部”将继续扩容。而最具有希望的三个城市都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圈内。

　　今年前三季度，沈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96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唐山市前三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130亿元，同比增长15.1%；烟台市 200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402亿元，今年仍将保持16%以上的增长率，离“3000亿俱乐部”只有一步之遥。上述三个城市在明年进入“3000亿俱 乐部”几乎没有悬念。

　　中部看到希望

　　成都和武汉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因为这已经打破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垄断”“3000亿俱乐部”席位的局面。

　　除这两个城市之外，其他的城市离“3000亿俱乐部”入围线差距还太遥远。已经跨入GDP万亿俱乐部的河南省会郑州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总量只有1753亿元。但中西部蕴藏着发展的希望。国家对中西部的投资正在加强。

　　统计数字表明，今年中部地区城镇投资占全国城镇投资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除了山西增长27.1%之外，其他省份投资增幅都已经在32%以上。刘飞

　　“3000亿军团”举起广东七成GDP

　　佛山、东莞如何延续比较优势？

　　每当年末收官盘点之际，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广东似乎总能带来惊喜。除今年全省GDP将突破3万亿元，有望首次超过台湾地区之外，GDP 3000亿城市俱乐部也将再添两名新军：佛山和东莞。

　　届时，包括现有的广州和深圳，广东GDP 3000亿俱乐部成员将达到4个。根据今年前三季度的官方统计数据，3000亿军团经济总量已达14665.87亿元，占广东全省GDP总量的68.25%。

　　而在2006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四市的经济总量占广东省GDP总量的比重为63.83%。这意味着，这一年内广东经济能量呈现出向四大城市进一步聚集之势。 　　佛山东莞晋级3000亿基本定局

实际上，今年佛山GDP晋级3000亿元并无悬念。

　　去年，佛山市经济增速达到19.3%，实现生产总值2926.72亿元，占广东全省的九分之一，占全国的七十分之一，超过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份，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中位列第11名，稳居广东第三。

　　凭借这一实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3月25日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佛山在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九，一举超过高雄、澳门、新竹、基隆。

　　今年1～9月，佛山实现生产总值2613.40亿元，延续了去年的19.3%高速增长，而这一增幅超过广州、深圳和东莞，在珠三角各大城市中排在第一位。

　　对于全年增长预期，佛山市统计局有关领导表示，在统计数据没有正式发布之前不便表态。如果按照全年19%的经济发展速度推算，今年全年佛山将实现生产总值约3483亿元，超过3000亿元指日可待。

　　佛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主任赵起超教授对这一推算结果表示认同，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今年佛山有望实现生产总值3500亿元。

　　而对于经济总量仅次于佛山的东莞而言，全年实现生产总值3000亿元也基本定局。今年11月份，东莞市李毓全在约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曾公开表示，今年东莞GDP预测可超过3000亿元。

　　去年，东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24亿元，比上年增长19.1%，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位居15位，在广东居第4位。

　　东莞市统计局综合核算科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超过3000亿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出来后或许会更加乐观。”

　　内外协调殊途同归

　　“无论是对佛山，还是对东莞，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都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东莞市首届特约研究员林江教授向本报表示，佛山和东莞作为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样本，在全国仍具有解剖意义。

　　林江认为，东莞GDP的长期高速发展，与其外源型经济长盛不衰有必然关系，而以民营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则成为佛山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东莞市市长李毓全公开表示，今年东莞工业总产值预计也将从去年的5500亿元增长到6600亿元，增幅18%，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达1000亿元。在外贸出口方面，东莞在广东仅次于龙头深圳，超过广州。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句话洋溢着东莞所特有的骄傲。公开资料称，在东莞这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城市中，外资企业占到90%以上，其中港资企业占60%，其余依次为台资、美资、日企企业。

　　不过，这种外资一统天下的格局在东莞正悄悄转变。据统计，在前三季度东莞工商税收总额中，外源型经济税收108.88亿元，占32.5%，同比下降4.4%，而内源型经济税收226.45亿元，占67.5%，增长40.5%。

　　“这表明，内源型经济正在向外源型经济一样，发展成为推动东莞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教授如是说。

　　相比之下，外源型经济一直是佛山经济的“短板”，但近年来佛山在招商引资方面已今非昔比。今年3月，本田变速箱项目在南海投产，并带动爱信精机、丰田纺织等汽配企业也纷纷扎堆南海。目前，前来佛山投资的世界500强项目达到78个。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佛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明显增多，工业增速加快，大有赶超广州之势。据统计，去年1～5月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于佛山314.70亿元，而今年同期，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高于佛山163.44亿元。

　　“如未能有效地增强广州工业发展的后劲，广州工业发展规模有可能被佛山超过。”广州经贸局有关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如此强调。今年前三季度，佛山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增速达30.3%，增幅列珠三角首位，而广州则为21.4%。

　　实际上，佛山市GDP从2000亿元跃至3000亿元用时不到两年，比从1000亿元升至2000亿元时间缩短了一半。其中，顺德、南海两区生产总值都将超过1000亿元。

　　佛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主任赵起超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大佛山”整合所产生的红利。2002年12月，佛山将顺德、南海、高明、三水(县级)撤市建区并入佛山，经济规模随之成倍扩大。

　　经济增速或达到历史最高点

　　在年初的发展计划中，佛山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2007年经济增速降至12%。不过今年并没有减速迹象。实际上，四年来，佛山市GDP年均增长已达18.6%。

　　这一局面同样在东莞上演。今年年初，东莞提出的经济预期目标为生产总值增长15%，而今年前三季度东莞经济依然高位运行，增幅超过17%。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GDP平均每年达18%，近10年来平均每年达20%。

　　“如果放任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凭借30年的发展积累和区位优势，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速达到30%都毫无问题。”丁力说。

　　然后，这种假设似乎越来越难以成立。林江教授坦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不断升值让东莞经济首当其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正在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东莞经济形成重大考验。”

　　与此同时，包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等几乎所有生产要素成本，近年来都在不断飙升，正在对珠三角这个“世界工厂”产生重大冲击。

　　而在以陶瓷产业而闻名的佛山，有人开始为佛山陶瓷产业的空心化危机而担忧。当地媒体称，目前佛山陶瓷产业出现百亿资本大转移，几乎所有的佛山中大型陶瓷企业均在江西等地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从而带动全国新崛起11个陶瓷产区。

　　丁力说：“无论是东莞，还是佛山，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托比较优势，但目前这种发展成本正在不断上升，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削弱。”

　　比较优势难以为继，东莞、佛山两地其实早有判断。为此，近几年东莞开始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的“双转型”。而佛山则提出了“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

　　不约而同，东莞和佛山两地又几乎同时出台了鼓励企业上市的相关措施。今年3月，东莞市政府向外正式下发《东莞市鼓励科技企业上市暂行办法》，而佛山则出台了《佛山市企业上市奖励实施细则》，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也于今年7月落户南海。

　　　不过，丁力断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东莞和佛山仍然要分别依靠其良好的外源型经济和内源型经济基础，来维持各自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重庆固定资产投资一扩再扩

　　5年再投1.8万亿暗藏西部龙头梦

　　重庆市今年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出现高速增长，这些增长背后是当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扩再扩，通过高投资来构造傲视群雄的经济实力，正成为该市试图兑现“西部龙头”的目标。

　　投资额：1年超5年

　　重庆市长王鸿举25日在该市经济工作会上称，今年全年该市生产总值将增长15.5%，经济总量突破400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9%和22%。

　　该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此前几日在公开场合称，重庆市今年的15.5%GDP增速“排全国第三”，达到4160亿元，而去年为3470亿元。预计 2007年，该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将突破800亿元，去年为527亿元，增速高达54%。如果计入该市的中央财政收入部分300亿元，重庆市的总体财政收入 一举突破1000亿元大关。

　　1997年重庆直辖时，其GDP为1350亿元，财政收入仅为58.7亿元。

　　投资在今年重庆市的GDP中的比重比较大。据黄奇帆上周披露的数据，今年重庆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为3200亿元，增速为32%。其投资与GDP的比例为76.9%。

　　而该市1996年至2000年的5年中，总投资才2400亿元，其2007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总投资超过之前这一时段的5年总投入。

　　一变再变的计划

　　单看重庆市2007年的GDP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不能发现重庆市有着非同一般的投资冲动。

　　重庆市2005年发布的该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此后5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为7000亿元。但是很快这一数据就被“刷新”，当地按13000亿元的总投资额在拟定计划。

　　这13000亿元中40%左右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垃圾场建设等；30%左右要用于工业投资；另外的30%主要用于房地产和服务业。

　　但13000亿元很快又被“刷新”了，目前当地按18000亿元总投资制定投资计划。其主要驱动之一是工业投资剧增。2007年重庆市的总投资为416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为1000亿元。

　　工业投资是重庆市近几年增速最高的投资领域之一。黄奇帆上周在一个报告会中称，2001年至2006年，重庆市工业投资的总额分别为50亿、150 亿、270亿、400亿、560亿、750亿元，预计2008年至少可达1200亿元，2009年1500亿元，2010年则为1800亿~2000亿 元。黄奇帆认为：“5年实现8000亿元的工业投资必然成为现实。”

　　目前其18000亿元总投资的构成是，工业投资8000亿元，城市化进程投资100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5000亿元，房地产5000亿元)。

　　“西部龙头”梦

　　“我到重庆后，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与大家一起贯彻落实总书记作出的‘314’总体部署。”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5日在该市经济工作会上说。

　　“314”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两会”期间在重庆代表团上的讲话为重庆提出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其“三大定位”是“努力把重庆加快建 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还包括全面加强 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等“四大任务”。

　　“314”的核心内容实质上是重庆市应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经济发展上要领先于西部其他省市。

　　要构筑西部领先的经济地位，首先必须构筑具有足够优势的基础设施，以及能为未来的GDP提供持续动力的工业基础。

　　在基础设施方面，至今年年底，重庆市已经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00公里，在建1000公里；铁路通车里程1000公里，今后5年将再建1000公 里；航空方面今年开建第二条跑道，目前共4条跑道的机场拓展计划已经获批，这是国内目前已经规划的单个机场中做得最大的；水路方面重庆则坐拥长江黄金水 道，并正在建设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寸滩港。

　　但是重庆目前仍面临近邻成都的强劲挑战。尽管2006年成都的GDP为2750亿元，重庆为3480亿元，但是重庆媒体上周援引重庆市统计局的信息 称：“在西部地区竞争中，我市经济总量由直辖前的第5位下滑至目前第6位。去年我市人均GDP突破万元，但年均增长速度慢于成都。”

　　揭秘成都城与乡的“蜜月”

　　城乡统筹方案设计，以及排名特大城市前七的投资，是其经济腾飞的两大动力

　　12月17日，成都市长葛红林首次对外披露，成都市2007年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00亿元，财政总收入926亿元。

　　这是一个值得骄傲并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在中西部地区，除了已经“升格”10年之久的重庆直辖市，成都年度GDP在挤入国内大城市“GDP 3000亿俱乐部”的同时，也高居其他所有中西部副省级城市的第一位。

　　这些收获，首先来源于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的方案设计，及其5年来孜孜以求的奋力推进。

　　今年9月，成都市对外发布了它未来十年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建设目标框架文件。

　　这份与其“十一五”战略规划高度弥合的文件表示，将用10年时间，把成都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同时，“确保成都成为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

　　成都市同时向外界推出了具有明显战略引领特征的、明年将会陆续上马的项目共计242个，涉及总投资额高达约3500亿元。其中，有关完善中心城区功能、城乡基础设施和城乡居住、生态、交通体系的71个项目，占据了这些项目总投资的一多半，预算投资高达1911亿元。

　　而目前，成都正运用“全域成都”的概念，完善成都城乡一体的规划，逐步形成“一区(成都都市区)两带(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生态旅游发展带)”的全域发 展格局。并确保在10年之后，成都市工业集中度达到80%，城市化率70%，土地规模化经营流转达到75%，“现代城市和现代化农村和谐交融的新型城乡形 态初步形成”。

　　每年增长的巨额投资，则是成都获得巨大发展更为显性的引擎。

　　2007年的前11个月，成都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即已完成2101.6亿元，同比增长28.2%。

　　这些迅猛的投资，其增长最多的投向是工业——包括成都市近年陆续推出的农业产业。这些资金以每年接近50%的高增速投往工业领域。这导致工业由此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并且逐渐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12月中旬，香港新鸿基集团宣布在成都投资160亿元建设约90层高的“成都第一高楼”——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其间，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与郭炳湘的会见，堪称揭示成都近年高速发展“秘密”的一个典型模本。

　　李春城说，当前，我们正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整体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推出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郭炳湘则表示，新鸿基对成都发展充满信心，将积极参与成都的发展，努力打造成都新的标志性建筑。

青岛、大连：“两个龙头”比翼齐飞

　　大连人说，有一段时间青岛人来大连学习城市建设，最近一段时间是大连人去青岛学习大企业发展。两个海边城市也在融合沟通

　　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张成寅在11月的一席话，基本可以确定大连在2007年将跨入“3000亿元俱乐部”。

　　张成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36.8%和86%。”

　　2006年，大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69.7亿元。今年上半年，大连市的经济增长率是17%，这一速度持续到了第三季度。按照这一速度，2007年，大连市的经济总量可望达到3005亿元。

　　在2006年，青岛市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3000亿元，达到3206亿元。今年前三季度，青岛市实现生产总值2750.95亿元，增长16.2%。按照这一速度，青岛市的经济总量今年可望超越3700亿元。

　　和青岛相比，大连虽然还有700亿元的差距，但两个“龙头”比翼齐飞的态势已经比较明显。

　　青岛：山东“龙头”

　　从一定程度上说，青岛的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两大机遇。一是，青岛被明确定义为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二是，奥运会帆船比赛将在青岛举行带来的促进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连续批准青岛建设大炼油、LNG、原油储备库、电厂、造船、高速列车、特种铝业、跨海大桥和滨海大道等特大项目。而从2003年到 2006年，青岛市共批准外资项目8599个，实际利用外资151.4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青岛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均列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 位。

　　奥运建设和奥帆赛举办，对青岛城市建设影响深远。据测算，从奥运建设到奥运举办期间，将拉动投资达到500多亿元。仅在城市建设方面，自2003年以来，青岛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金额也超过了百亿元。

　　青岛正在建设的跨海通道工程总投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如果没有奥帆赛等因素的推动，一次性投资如此庞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很难想象。

　　大连：东北“龙头”

　　奥帆赛花落青岛，使得大连失去了一次难得发展机遇。

　　但现在大连又迎来了另一个机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龙头”的定位。

　　今年9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大连考察，明确指出，大连要当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大连振兴发展的各方面工作要争创一流。

　　从2003年到2006年的4年中，大连市年均经济增长率是15.5%，这与青岛同期16.4%的增速有近1个百分点的差距。但从去年开始，大连经济增速开始超过青岛，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去年，大连市的经济增速是16.5，同期青岛是15.7%。今年前三季度，大连数据是17%，青岛是16.2%。

　　大连“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龙头”的作用正在凸显。大连港集团正在沈阳等东北城市投资建设物流园，将保税港区的政策和功能优势向内陆延伸；中国一汽、鞍钢、一重等几乎所有的东北大型企业，都在大连设立了进出口基地。

　　去年，大连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今年3月，英特尔决定投资25亿美元在大连设立英特尔大连芯片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单笔外资投资项目，将会带动一个产业链条的发展。　

两“龙头”竞合

　　青岛和大连都提出了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的构想。现在看起来，青岛更占先机。

　　截至12月23日，青岛港集团2007年货物吞吐量已经超越2.6亿吨，明年有望突破3亿吨。而按照原计划，青岛港的目标是到“十一五”末吞吐量才到2.6亿吨。

　　张成寅则说，今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了《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规划》。这是由国家批准实施的全国第一个航运中心规划，其明确了大连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引领东北对外开放的龙头，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引擎。

　　为拓展港口腹地交通，辽宁把沈阳大连高速公路拓宽成双向八车道，而山东则在济南到青岛之间修建了第二条高速公路。这中间或许有巧合，或许也有必然。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青岛和大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大连有服装节，青岛也有；青岛有啤酒节，大连也有；青岛有APEC中小企业投资博览会之类的国际性展会，大连有夏季达沃斯论坛。如此等等。

　　大连人说，有一段时间青岛人来大连学习城市建设，最近一段时间是大连人去青岛学习大企业发展。两个海边城市也在融合沟通。

　　武汉大项目吹响“集结号”中部独秀存缺憾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今年武汉市GDP突破3000亿大关应无悬念”。武汉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的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确认。

　　该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武汉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272.26亿元，同比增长15.6%，创下了自1996年来的最高增幅纪录。按照目前的经济走势，预计武汉市全年GDP将达3100亿元左右。

　　固定投资冠中部

　　武汉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11月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约1458亿元，“比较其他城市公布的信息，这个数字在中部应该是第一”，上述负责人指出。

　　事实上，在获批国家级“综改”试验区前后，武汉今年在吸引大项目落户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最新的一项是12月18日在武汉开工的中石化80万吨乙烯工 程，总投资达147亿。加上年初启动的富士康项目，还有正在进行的中芯国际武汉项目，一系列大手笔推动着武汉今年的固定投资总额同比增幅高达28.1%。

　　长期以来，以武钢、神龙为代表的制造业一直是武汉传统优势产业。不过在今年的统计表上，制造业龙头地位已悄然被颠覆。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武汉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140.75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超过50%。武汉统计局预计今年该市三次产业结构为4.0：45.9：50.1，继续保持“一产业下降、二产业平稳、三产业上升”的变动趋势。

　　武汉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也顺应了“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改革思路。在近期武汉获批国家级试验区之际，曾有声音认为“两型社会”会迅速抬高环保门槛，影响武汉的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发展。

　　对此湖北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曾向本报表示，按照“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武汉将转而扶持技术先进的大大型工业企业发展。制造业作为武汉支柱产业的地位不会被削弱，而服务业则可借此契机大做文章。

　　中部独秀有缺憾

　　“虽然全年的统计结果现在还不可能出来，但就目前掌握的数据，武汉应该是中部六省中唯一一个GDP破3000亿的城市。”武汉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公开的信息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郑州GDP达1750亿元，长沙全年GDP预计2179亿，与武汉还有不小距离。

　　以单座城市而论，武汉领舞中部。但若以城市群而言，武汉的这一成绩恐怕要褪色不少。

　　自“中部崛起”以来，中部六省的城市中涌起了一阵抱团发展热。

　　在目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呼声下，城市群的总体数据似乎更有说服力。

　　据河南省发改委今年操作的一项中部四大城市群汇总分析表明，2006年中原城市群实现生产总值7084亿元，分别是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的1.55倍、2.51倍和2.67倍；生产总值增速为15.3%，在四大城市群中也居首。

　　从今年的发展态势来看，除经济总量仍将落后于中原城市群外，武汉城市圈内的“一城独大”现象也未得到有效解决。今年上半年武汉城市圈共实现生产总值2463亿元，这其中武汉一家就占了1425亿元，其他8家与武汉相差悬殊。

　　相比之下在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全年GDP预计2179亿，株洲预计近700亿元，湘潭预计470亿，发展比武汉城市圈要均衡得多。

苏锡宁求索“后3000亿时代”：用公共服务增生内需

　　张颢瀚分析说，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的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完全有能力吸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效益高，污染少，耗费能源少，比较优势很明显

　　苏州、无锡之后，GDP 3000亿俱乐部中，江苏又将增加一位新成员——南京。而人均GDP普遍超过7000美元的苏南地区，产业转型成加速之势。

　　“苏南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转型、优化、提升是必然的，再加上政府的重视，产业转型指日可待。”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南京入围

　　南京2006年的GDP是2700多亿元，根据目前10%以上的增长速度，预计2007年突破3000亿GDP关口成为定局。

　　张颢瀚说，南京GDP总体规模大了，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会提升。100个1亿元的企业不如一个100亿的跨国公司竞争力强，道理是一样的。而GDP规模上去了，投资环境会优化，政府可以拿出财力投资在科技上，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城市的综合环境会提升”。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则认为，南京跨入3000亿门槛的意义，与苏州和无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达到3000亿，意味着它们已成为规模中等的国际制造基地。

　　而这些年南京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快，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南京跨入3000亿门槛，现代服务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中枢神经地位，预示着南京将成为长三角北端极其重要的中心城市。

　　环境压力

　　包括苏州、无锡、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经济总量在持续扩张，但是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的矛盾就必然更加突出。

　　温家宝总理曾在江苏召开了“三湖”治理大会，江苏对“苏南模式”进行了彻底反思，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带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政策和制度。如水质交接制、上下游和行政区之间生态补偿、有偿排污、不惜代价关闭“三高”企业等。

　　张颢瀚说，江苏省今年关闭的中小污染企业将超过1000家。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刘长江更是大声疾呼：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让位于环境保护——跨越“环保优先”，做“环保第一”。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是摆在苏锡宁面前共同的课题。

　　在项目审核上，苏南各市环保部门过去经常面对的“批条风”、“说情风”大大减少，环保“一票否决”制显现威力。苏州市副市长谭颖说，环保门槛逼出了产 业结构升级。目前苏州地区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的“两高两低”工业呈快速增多趋势。绿色招商、链式发展，已经成为苏南招商引资的新标准。

　　张颢瀚和刘志彪都对地方官员环境问责制寄予厚望，张颢瀚认为环保问责制是比较刚性的制度，江苏明确采用这一制度，可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政绩考核导向变了，引导地方官员去采取正确行动。”

　　加快转型

　　进入3000亿门槛之后的城市，如何保持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刘志彪对本报记者表示，主要是在发展中注重结构调整，要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和速度，而不能仅仅依靠新的大量的增量投资。

　　事实上，江苏已经加快了转型的步伐。张颢瀚在最近召开的江苏省形势分析会上注意到，江苏今年高污染、高能耗项目投资率明显降低，前两年冶金、化工增速在30%以上，今年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且高科技、服务业项目增长迅速。

　　“没想到会这么快。科学发展观、转变结构，提高产业质量，看来在长三角贯彻得不错。前年大家还在议论，觉得很难扭转。2007年已经开始转向，苏浙沪都在下决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江苏也将产业结构转型作为重中之重。”张颢瀚说。

　　张颢瀚预计，高污染、高能耗项目今后将无立足之地，尤其是苏南地区，更要鼓励大项目、高科技项目，集约程度高，占用土地空间比较小。

　　“在地方可利用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投资规模挂钩的体制安排中，如果我们断言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在长三角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还为时过早，”刘志彪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把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为区域内的公共服务，那么就能内生地而不是外生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吴晓隽认为，长三角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要求长三角限制高耗水、高污染型项目的上马，调整产业结构应该是长三角未来必须要作出的“量水而行”的选择。

　　张颢瀚分析说，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的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完全有能力吸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效益高，污染少，耗费能源少，比较优势很明显。

　　而吸引高科技、高端服务业项目，苏浙沪都在加大引资力度，竞争亦相当激烈。张颢瀚认为，没有竞争，就没有长三角的发展，总体上利大于弊。长三角招商引资竞争是最激烈的，但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长三角对于服务业、高科技项目的竞争同样会优化环境。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专家陈建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长三角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长三角如何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高新技术、第三产业，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8年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将资本、储蓄转化为投资，怎样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陈建军说。

　　陈建军建议，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中低收入的消费，这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另一方面，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地铁、城际轨道等，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加速要素、产品的流动，也会拉动经济增长。

2008，宏观调控下长三角理性投资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封顶，杭州湾跨海大桥主航道桥合龙，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即将开通……2007年，在一系列巨额投资项目支撑下，长三角整体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国家统计局12月26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各地区城镇投资情况，今年1~11月，上海3627.98亿元，江苏8058.50亿元，浙江 5023.37亿元。沪、苏、浙前11月投资占全国比重分别是3.6%、8.0%、5.0%，而去年同期这一比重分别为4.1%、8.2%、5.7%，比 重有所下降。

　　增长主推手

　　长三角高速增长原先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而现在正发生微妙变化。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近年长三角高速增长主要是靠FDI大量涌入拉动，与以前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有重要区别。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说，整个中国还处于投资拉动阶段，长三角也不例外，投资上不去，增长上不去。

　　陈建军举例说，浙江近些年增长排名靠后，原因就是投资力度在下降。绝对额在上升，但相对额在下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大因素——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出口中，投资占较大比重。“短期内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趋势不会有太大变化。”陈建军说。

　　除了投资，长三角经济增长还有市场、高科技等多种因素起作用。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认为：“从财政收入、银行利税、海关税收等来看，长三角对国家贡献最大，光靠投资不可能取得这么多综合效应。”

　　长三角对投资的吸引力来自其综合优势，一是区位优势，二是都市圈优势，三是产业基础优势，国外企业来了需要产业配套，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此外，还有科技优势、人文优势、长三角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

　　在张颢瀚看来，长三角市场发育程度与珠三角差不多，而与环渤海相比，市场机制、市场体制、市场规则、市场活力都更有优势。而人文优势、管理优势、劳动力素质在三大经济圈中是中国最好的。

　　2008热点仍在服务业

　　2008年以及今后长三角增长动力何在？

　　刘志彪的看法是需要依靠多种动力，除了FDI之外，还需要现代服务业拉动，因为现代服务业是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的行业，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明年政府换届将会形成投资高潮的说法，刘志彪认为是经验之谈。在长三角地区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政府的投资已经主要收缩到对公共基础设施。

　　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其主体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在银根和地根紧缩的2008年，形成又一轮投资高潮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投资的热潮，也是企业对市场的正常反应。”

　　刘志彪预计，明年投资主要会流向四大领域，一是现代服务业；二是与国内消费升级有关的行业；三是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重装备工业；四是与人民币升值有关的行业，如金融地产。张颢瀚也认为明年投资会重点流向高科技、服务业项目。

　　作为无锡市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的红豆国际广场预计明年整体结构封顶，由红豆集团投资10多亿元打造，高248米，成为无锡第一高楼。投资这一项目的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表示，看好服务业在无锡的发展，他期待“一流的升值空间”。

　　民间投资尚在十字路口

　　包括红豆国际广场在内的服务类项目，投资均来自民间。

　　浙江民间资本的存量在不断加大，陈建军认为，2008年怎样将资本、储蓄转化为投资，怎样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民间资本来说是新的课题。国家从宏观上控制投资，而民间对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会做出反应，可能持保守态度。

　　陈建军分析说，一方面民间投资空间比较小，人们会选择投资于股票、楼市；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仍然需要很大投资，地铁、轨道交通、城际轨道交通，还很难将民间资本化为公共资本。

　　面临产业加速转型的长三角有系列难题需要解决，按照一般的产业发展规律，劳动密集型产业下一步就是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但发展重化工业会遇到环境瓶颈，发展高新技术会遇到技术瓶颈。

　　“民间资本往这两个领域投资遇到环境、技术壁垒，当民间资本投资无门之时，可能又会转向房地产、楼市。”陈建军不无担心，因为楼市的风险已经很大了。

　　浙江“3000亿俱乐部”添丁民营经济发展“又好又快”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007年，宁波有望成为继杭州之后，浙江省内GDP过3000亿元的地市之一。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07年前三季度，宁波市GDP为2412.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14.9%，如果按照这一 增长速度，2007年全年，宁波市GDP将会达到3200亿元以上，从而一跃成为浙江省第二个GDP过3000亿元的地市。

　　2006年，宁波市GDP为2684.49亿元。

　　数据同时显示，杭州全年GDP目标将逼近4000亿元——早在2006年，杭州市GDP就达到了3440.99亿元，成为浙江省第一个GDP超过3000亿元的地市。

　　“速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对于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领先于全国的民营大省浙江来说，经济的发展既要快也要好。”长期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走向的浙江大学EMBA中心主任范晓屏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投资与服务业双引擎

　　“浙江各地市之所以能保持10%以上的GDP增速，与近几年投资的不断回暖不无关系。”范晓屏在分析了近几年浙江的经济数据后，作出以上分析。

　　以宁波为例，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07年1～11月，宁波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7.8亿元，同比增长4%，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增幅。

　　包括杭州、宁波在内，浙江经济列车曾一度“高歌猛进”，其中工业经济贡献居功至伟。但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工业生产、投资和效益增长“三回落”现象，浙江一度成为全国回落时间早、速度快、程度深的少数省份之一。

　　同时，更让浙江无法自安的是，由于该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其所仰仗的“浙江模式”因高速增长后的不平稳运行被指“面临危机”。

　　2005年、2006年，浙江多个部门联手发力，以有形之手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随着一系列实质性举措的推出，浙江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开始得到 解决，2005年下半年出现‘三回升’局面。”浙江省经贸委人士日前表示，2006年以来，该省工业经济增长回升的格局更是进一步明朗，主要工业经济指标 尤其是效益指标不断趋好，并最终形成平稳运行的较高增长平台。

　　与投资提速拉动经济增长相一致的是，服务业也成为拉动杭州、宁波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06年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 达1552.07亿元，比2005年增加254.57亿元，净增量相当于1994年一年的服务业总量，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7.3%。

　　“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提升很快，2006年达到45.1%，创历史新高，与工业增加值占GDP 45.3%的比重相比较，仅低0.2个百分点，旗鼓相当。”范晓屏表示，这说明杭州、宁波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日益呈良性发展。

　　“经过三年多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浙江省工业经济已由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高速扩张期进入平稳运行期，杭州、宁波表现尤为抢眼，其经济发展又快又稳。”范晓屏说。

　　内生的私营经济活力

　　杭州、宁波，包括浙江3000亿元GDP候补梯队的温州、绍兴等，毫无疑问，云集在杭州湾的这个城市群堪称中国私营经济的模本。

　　今年9月7日，《福布斯》中文版揭晓了其广受关注的年度重磅榜单——“2007中国内地最佳商业城市”。凭借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提升和产业转移获得的块状经济的突破，杭州再次折桂，这已经是杭州第四次位列榜首，宁波则排名第八。

　　“基于传统行业应用而滋生的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有着同样理想的城市的楷模……更为可贵的是，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对这两个城市(另一城市指江苏无锡)支柱产业的渗透超过70%。”《福布斯》这样评论位于榜首的杭州。

　　除信息技术产业外，已在杭州连续举办三届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更是带动了杭州动漫行业的异军突起。

　　业内人士预计，迄今为止，已经投入或打算投入杭州动漫产业的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总和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由此带动的相关延伸产业的投资将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杭州、宁波的私营经济活力有目共睹。浙江省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浙江全省有私营企业43.12万家，投资者97.72万人，雇工 616.17万人，注册资金7827.08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79%、9.83%、29.67%、27.31%；个体工商户178.07万 户、从业人员372.93万人、注册资金647.42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0.64%、7.01%、11.46%。

　　而几乎在上述所有指标中，杭州、宁波都位居前列，并遥遥领先于该省其他城市。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曾经评价说，杭州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生的民营经济活力。如今的杭州、宁波、以至绍兴等，在国人眼里，不再仅仅是一个旅游名城，更多的印象来自于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

　　“杭州、宁波创业环境较好，因此成就了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和大企业，如鲁冠球、马云，万向集团、阿里巴巴、雅戈尔等等，正是他们的存在，一起构成了杭州、宁波的内生活力，也使得他们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范本。”范晓屏说。

区域“政绩周期”投资冲动考验2008年调控

　　从年初同比增长23.4%到年末同比增长26.8%，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先抑后扬”的特征十分明显。

　　换句话说，年初被强摁下去的“牛头”在年末又重新昂起来。地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仍然难以抑制。

　　继续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加控制仍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12月初召开的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专家也提醒，投资反弹将是经济出现过热的主要驱动力。

　　先抑后扬的反弹走势

　　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全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24%。在严加调控的大背景下，2007年只有第一季度增速低于2006年的全年增速。其后上半年数据，增速迅速回升到25.9%，前三季度虽然略有下降，但仍达到25.7%。

　　2006年全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24.5%。同样，2007年也只有第一季度的增速低于去年全年的增速。第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23.7%，上半年又迅速回升到26.7%，最新的1~11月份的统计数字，增速达到了26.8%。

　　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弹”的是新开工项目的增速提高。自今年5月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之后，新开工项目增速逐步加快。今 年前10个月，全国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6.5%，增速同比提高22.1个百分点，比今年前9个月提高2.3个百分点。1~9月，全 国城镇新开工项目17万个，同比增加1.8万个，比上月末增加2万个。

　　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不减从而推动投资快速增长是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的一个特点。统计数字表明，前三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5.4%，占城镇投资比重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地方项目投资增长27.8%，比重提高到90.1%。

　　2007年逐步反弹的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加上明年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的习惯性投资冲动，使明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将可能保持在高位。为此，中央提出，“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胡少维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总体处于平稳运行态势，但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不断上升。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将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各显神通”

　　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东部沿海经济大省需要保持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中西部地区省份，为了迎头赶上，也需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加速。

　　山东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第一大省，2006年，山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134.6亿元，比上年增长19.6%。在今年年初，山东省主管经济的 官员曾表示，当时山东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增幅回落较大，各市投资增长不平衡，建设资金到位情况不理想等。因而要求山东各地认真研究措 施，避免投资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4.7%，经济增长速度是14.6%， “大起大落”现象并没有出现。

　　现在，广东、山东、江苏三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三位。它们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样也位居前三位。今年前10个月，山东同比增长24.2%，总量 达到8160亿元，位居第一位；江苏同比增长23%，总量达到7187亿元，位居第二位；广东同比增长14.9%，总量达540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这 三个省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4%。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重要地区上海和浙江，前10个月的城镇固定资产增长率分别只有10.7%和10.3%。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前三季度，上海的经济增速是13.4%，浙江更是达到了14.7%。

　　就全国范围内来说，各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析认为，“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仍很高，对投资的推动作用仍很明显。很多地区都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制定了一些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其中不少都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实现。”

　　今年前10个月，安徽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以近51%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之所以取得如此之高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该省实施的“861计划”。当 地媒体分析说，从2003年该省实施“861计划”以来，安徽开工建设重点项目718个，累计完成投资4963亿元。在“861计划”的带动下，安徽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明显扩大，连续四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6万亿元，为该省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按照预计，如果以经济增长13%计算，2008年安徽省的投资增长仍将达到36%以上。在这一轮经济扩张中，安徽省投资增幅与GDP增幅平均比例为2.8：1。

　　另外，如吉林省近年来实施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大力招商引资，谋划和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福建省将项目带动作为重大举措，施工进度普遍高于上年同期，对全省投资的推动作用有所增强。上述两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从今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还可以发现，投资增长依然主要来自于高耗能的房地产等行业。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前10个月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完成投资19192亿元，增长31.4%。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赵长茂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已对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过快高度警惕，但如没有配套财税体制遏制地方投资冲动，“效果不会太明显”。 “目前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制度如不改变，单纯用控制土地与信贷打压投资，难度非常大。”

　　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变化

　　虽然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冲动一时难以遏制，但在国家调控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还是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

　　首先，地区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具体表现是东部地区投资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改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有所帮助。

　　统计数字表明，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完成城镇投资40172亿元，增长21.4%；中部地区完成城镇投资19331亿元，增长36.2%；西部地区完成 城镇投资17539亿元，增长29.6%。中部地区城镇投资占全国城镇投资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0.5个百分点。

　　另外，今年前10个月，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省级地区投资增长的幅度都比较高，国家的“指挥棒”作用得到充分显现。如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辽 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投资增幅分别为36.7%、42.4%和28.1%；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中部六省，除山西增长27.1%之外，其他省份投资增幅都 在32%以上；作为我国和东盟合作接点的广西投资增长37.5%；进行城乡统筹发展试点的四川和重庆，投资分别增长30.7%和34.6%；处于台湾海峡 西岸的福建投资增长46.2%；正在进行滨海开发区建设的天津投资增长29.8%；投资增幅较大的还有地处西北的陕西，增长43.6%。

　　另外的积极变化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获得成效。从今年前10个月城镇各产业投资的情况看，前几年所取得的结构调整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巩 固，投资结构优化调整出现了一系列符合宏观调控要求与“十一五”规划方向的可喜变化。如，第一产业投资增长明显加快，表明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落实和 支农惠农力度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作用。农业投资增速由2004年的20.3%逐年提高到2006年的30.7%，今年前10个月进一步提高到 39.9%。

　　第二产业中各行业投资的增长继续表现出国家“有保有压”的政策已发挥作用。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政策的促进下，各类设备制造业和资源回收利 用业的投资，均保持了去年以来的快速增长态势。而国家控制发展的钢铁等行业投资增长则延续了低增长的趋势，前几年投资增长较快、能力有些过剩的电力、热力 的生产与供应其投资也保持了低增长。

萨科齐挑头向美国发难 美媒体嘲笑其“自不量力”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11/12/content_16754484.htm

“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带着他精心准备的、写满5页纸的发言提纲，信心十足地飞往华盛顿20国峰会会场。显然，他的胃口不小。”法国西南广播电台7日用上面的 话报道了一则消息：为了在15日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以下简称华盛顿峰会)召开前协调欧洲国家的立场，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总统，萨科齐当天召集欧盟 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峰会，通过了由他提议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草案。

对于这场布鲁塞尔峰会，法国媒体给予了极大关注，因为它被看做是萨科齐继续挑头代表欧洲向美国“发起伏击”的预备会议。法国西南广播电台说，“萨科齐的胃 口”是改变美元一家独大的世界货币体系，力图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报道称，萨科齐在会上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问题必须"在100天内"得到妥善解决。” 然而，对于萨科齐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流露的“雄心”，美国人表现出了不屑，其欧洲盟友则抱以某种怀疑。

萨科齐摆出了“非美经济体代言人”的高姿态

“这已经是法国自7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召开的第五次特别峰会了，欧盟有望创下峰会召开次数的最高纪录，”德国《焦点》周刊8日在报道布鲁塞尔峰会时 称，金融危机给萨科齐提供了启动自己政治动议的有利平台，“萨科齐希望扮演世界的领导者角色，他俨然已经代替了美国总统布什”。一些德国媒体还因为萨科齐 的“雄心”而称他为“小拿破仑”，尽管几个月前，萨科齐还因其浓厚的“亲美”色彩而被德国媒体嘲笑为“布什的哈巴狗”。

在距华盛顿峰会召开仅剩一周的时候，欧盟领导人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取得了“共同立场”。据法新社报道，在布鲁塞尔峰会上，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华盛 顿峰会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为此他们达成了包括新的金融体系必须强化监管、风险评定、危机预防以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四点共识。萨科齐 称，欧盟将建议在华盛顿峰会召开后的第100天举行第二次国际金融峰会，届时，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已走马上任。法国《世界报》7日报道称，萨科齐在布鲁塞尔 表示：“欧洲怀着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去华盛顿，这个立场就是金融体制的透明和重建。”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萨科齐的话说，“欧洲的声音一定要被听见，我 可不想参加一个有太多礼貌式交谈的峰会”。

对于15日将召开的华盛顿峰会，法国媒体一致将功劳记在了萨科齐的头上。《世界报》7日另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萨科齐取得了世纪性胜利”。文章称，上个月 萨科齐在戴维营结束了与布什的会晤后，尽管疲惫万分，却喜形于色，他情不自禁地对部长们宣布，自己取得了世纪性的胜利，“因为他成功说服或者说是迫使布什 同意召开华盛顿峰会。同日，《解放报》报道说，华盛顿峰会得以召开，萨科齐功不可没，而由于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法国可以派出两名代表与会，这将大大增加 法国的发言分量。文章说，萨科齐甚至直言，“欧盟在华盛顿峰会上人多嘴杂未必是好事，这可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显然，“萨科齐希望将力量集中在自己手 中”，因为“这是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最佳机会”，他不想放过。

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上个月的三场峰会———欧盟4国巴黎小型峰会，萨科齐、巴罗佐与布什的戴维营会谈以及亚欧峰会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萨科齐活跃的身 影，他声称要对这场危机的肇事者“追究责任，绳之以法”，并高呼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建立“有序资本主义”体系。据欧洲电视1台报道，6日晚 间，萨科齐在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表示，希望欧盟与美国“并肩前进”，该报道以“萨科齐说，这就是欧洲对奥巴马的要求”开篇，称萨科齐的意思是欧 盟不想再当美国的小伙伴了。报道说，萨科齐还呼吁奥巴马，发达国家救市不应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显然，萨科齐正以欧洲代言人、甚至"非美经济体代言人 "的高姿态，与美国未来总统对话”。由于这一系列表现，萨科齐告别了外界对其名人做派、患有“外交幼稚病”等指摘，在过去一个月中，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 47%。

美媒称，萨科齐在追逐没有必要的“法国梦”

对于萨科齐发起的挑战，美国人似乎有点不屑。“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法国人，你就不会对他们的做法感到奇怪了。”雷金纳德·戴尔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欧美部的主任，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戴尔毫不掩饰自己对萨科齐的嘲笑。他说：“法国人往往始于宏伟的概念或主义，而后则没有具体的步 骤，在很多时候，法国式的概念和现实是脱节的。就像他们爱画油画一样，构思很好，但落实到画布上，你还有许多的活儿要干。”戴尔说，萨科齐在金融危机后， 手持马克思的画像，声称“自由放任的市场终结了”时，有点可笑。他认为，法国人历来就不喜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法国的保守派甚至依然认为市场应该由法律来 规范化，“悠久的历史使法国固守他们的论调，但事实上，过去5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美国体系的先进性”。

与戴尔一样“看不上”萨科齐主张的美国人大有人在。《纽约时报》近日的文章大篇幅地对“萨科齐大肆攻击金融危机”予以回应。文章称，在最初由于领导能力和 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获得好评之后，萨科齐的“极度活跃”正在出现反作用，在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背景下，“被认为是魔术师的萨科齐，越来越难以从他那顶 破烂帽子中变出有意义的野兔了”。报道称，法国国内普遍对经济比较谨慎，汽车销量减少，甚至瓶装水销量都开始减少，反对党因此批评每隔两天就推出一个新计 划的萨科齐出现了“信任问题”；在欧盟内部，德国等国家也质疑萨科齐提出“欧元制度化建设”，只是想借此大幅度增加法国的预算赤字，防止本国进入衰退。文 章称，“尽管现在外界对萨科齐的印象很好，但总有一天人们会问，牛肉在哪里？”该报道援引伦敦经济学家、欧洲改革中心副主任卡蒂娜·巴里什的话说：“对萨 科齐而言，这是一个狡猾的战略。在极度缺乏信心的时候，政治家需要给世人留下负责任、有能力的印象，但萨科齐一次次召集峰会，提出的却是一个个不可能实现 的建议。”

彭博新闻社7日将萨科齐提出的要建立欧洲主权基金，购买欧洲公司股票，以防这些公司落入外国捕食者口中的建议称为是“一个耻辱”，称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应 该用这种恐吓手段来唤起狭隘的民族主义。上个月，彭博社还称萨科齐在金融危机中扛起了“反美大旗”，追逐着一种在其他人看来没有必要的“法国梦”。美国 《新闻周刊》则认为，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相比，萨科齐是一名“对美国友善”的总统，因此他一手持反美大旗，另一只手还是会伸出来表示老友式的礼貌。

欧洲也响起质疑萨科齐的声音

萨科齐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华盛顿，欧洲内部对他也并非一片赞扬。法国前总统德斯坦8日向萨科齐的“欧洲经济政府”计划大泼冷水，称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尊 重经济基本规律，既然欧盟现行的经济政策是经过缜密研究且得到各成员国一致认同的，就不能随随便便全盘推翻。7日，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财政大臣容 克也批评萨科齐：“要求别人协调经济政策倒是容易，在自己国家却难以实行同样的原则！”他说，法国曾经未与欧盟其他国家商议就擅自降低关税，现在却倡导政 策统一，“能让人信服吗？”

很多人还注意到了萨科齐在金融危机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此前，萨科齐一直主张向英美市场经济靠拢，而被媒体称为“自由经济崇尚者”。竞选总统时，他推出的 一系列经济主张都围绕着减少国家干预、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至于他的对手、社会党的“美女候选人”罗亚尔夫人抨击他“亦步亦趋地照学美国的野蛮资本主 义”。近来，包括法国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都从资料库中翻出了萨科齐当时的讲话，证明他的“善变”，讥讽他“早上醒来时还是自由主义者，到了晚上就转换成 十足的共产主义者”。意大利《共和国报》则说，萨科齐不仅希望凭借金融危机的问责机会让法国“站起来”，也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因为他企盼日后 在欧盟担任常设主席的愿望早已不是秘密”。英国议会上议院工党议员安东尼·吉登斯也说，萨科齐正“试图成为一名欧洲领袖”。

萨科齐真能如愿以偿地在华盛顿峰会上成为“领袖”吗？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皮埃尔·皮卡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萨科齐的主张获得普通法国人的赞成是顺理成章 的，因为反美情结在法国很有基础，从戴高乐到希拉克，大家都不怕与美国唱对台戏。萨科齐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戴高乐的崇拜。竞选期间，他的每次号召大会几乎都 以法国国歌《马赛曲》作为结尾，表现出十足的“戴高乐式”民族主义；而在各种演说中，他最爱引用的也是戴高乐的名言。不过，皮埃尔认为，萨科齐不时流露出 的“亲美”举动令法国民众对他希望唤起的“戴式”民族自信颇为怀疑，此外，法国人也知道他们目前还做不到真正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毕竟，西方世界是一体 的，现在只是政治经济话语权之争。

英国《每日邮报》的评论认为，从欧洲历史传统角度来看，法国一直希望扮演全球性大国的角色，现在对法国来讲是一个机会，但萨科齐的表现却超出了本国的能 力，“他在试图以目前二流的法国国力扮演一流国家的角色”。在很多英国人看来，英国首相布朗比萨科齐更具备领袖条件。英国《经济学家》称，萨科齐在华盛顿 峰会上的风头很有可能会被布朗盖过，因为后者被看作是一个更“老练”的救市英雄。不过文章也认为，欧洲人希望萨科齐能在华盛顿峰会上提出一些类似“欧洲新 力量”的说法，让美国意识到欧洲不希望继续成为美国的簇拥者，而要同美国平起平坐。这种矛盾的期许心态，正如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位法国民众皮耶尔所说，“萨 科齐不值得信任，但他目前还可以把欧洲人的心声传递到白宫，因此我们还是要支持他”。

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美部主任雷金纳德·戴尔看来，上周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欧盟外长会议打算给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发封信，表示想和美国建立 密切的平等伙伴关系，戴尔笑着说，美国从来都没有在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前加上“平等”二字。他解释说，在欧盟内部，还有一股很强大的亲美势力，英国是站在美 国一边的，许多新兴国家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也对美国模式非常迷恋，而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将使欧洲更亲近美国，因此，“如果有人想利 用金融危机与美国分道扬镳，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环球时报姚蒙陈静温燕 纪双城 青木）

Zufrieden

Man kann damit zufrieden sein, dass er nie zufrieden ist. Das heißt, es ist schon ein Glück, dass man das Glauben, den Willen und die Kraft hat, sich ständig zu perfektionieren. (Von AHu, 08.11.2008)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Lateinamerika und China

http://www.weltpolitik.net/Regionen/Nord-%20und%20Lateinamerika/Gesamtregion/Grundlagen/grund_lat4.html

Tobias Hänni

Entwicklung und momentaner Stand der Beziehung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Lateinamerika und China sind noch relativ jung und wurden erst in den letzten zehn Jahren intensiviert.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wurden erst ab Anfang der siebziger Jahre und bis zum Jahr 2001 mit zehn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n aufgebaut. Heute unterhalten 21 lateinamerikanische Staaten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zu China. Mit der allmählichen Öffn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und ihrem rasanten Wachstum ist das chinesische Interesse an den lateinamerikanischen Märkten enorm gestiegen. Vor allem die steigende Nachfrage nach Öl und Rohstoffen richtete das Augenmerk der chinesischen Außenpolitik auf Lateinamerika. In den letzten Jahren markierten mehrere hochrangige Besuche das verstärkte Interesse Chinas an der Region. 2001 besuchte der damalige Präsiden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Jiang Zemin sechs lateinamerikanische Länder (Brasilien, Kuba, Venezuela, Chile, Argentinien und Uruguay). 2004 ging auch Präsident Hu Jintao nach Lateinamerika, um dort Gespräche in Chile, Brasilien, Kuba und Venezuela zu führen. Dabei nahm die angestrebte Süd-Süd-Kooperation bereits konkrete Formen an.[1] So unterzeichnete Jintao Investitionsverträge in der Höhe von 30 Milliarden US-Dollar und um die 400 Abkommen. Bei seinem Besuch wies Jintao zudem darauf hin, dass China innerhalb von zehn Jahren insgesamt 100 Milliarden US-Dollar in Lateinamerika investieren wolle. Bereits ein Jahr danach reiste auch Vizeminister Zeng Qinghong in die Region. Neben einem Kredit von 700 Millionen US-Dollar handelte China dabei auch einen Vertrag zur Öl- und Gasförderung mit Venezuela aus.[2]

Aufgrund der chinesischen Bemühungen haben viele der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darunter Brasilien, Chile und Argentinien, China als freie Marktwirtschaft anerkannt. Damit sind die Möglichkeiten, Anti-Dumping Maßnahmen gegen chinesische Produkte zu ergreifen, erheblich eingeschränkt. Neben der Anerkennung dieses Status haben einige Länder Lateinamerikas mit China auch Verhandlungen über wirtschaftliche Rahmenabkommen begonnen. Im Oktober 2006 trat das erste sino-lateinamerikanische Frei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Chile und China in Kraft. Das Abkommen, das den beidseitigen Abbau von 97 Prozent der Zölle auf Güter innerhalb von zehn Jahren vorschreibt, soll bis ins Jahr 2008 um einen weiteren Vertrag zur Liberalisierung des Dienstleistungshandels und Investitionen ergänzt werden.[3]

Gespräche und Studien über Freihandelsabkommen sind zur Zeit auch mit anderen Ländern Lateinamerikas im Gange. Im Mai 2007 wurde zusammen mit Peru eine Machbarkeitsstudie über ein Freihandelsabkommen gestartet und mit Mexiko soll bis Ende 2007 ein gemeinsames Investitionsabkommen zustande kommen. Mit Brasilien bestehen zur Zeit verschiedene Kooperationsprojekte, wie beispielsweise die Zusammenarbeit der beiden staatlichen Stahlbetriebe oder der Austausch von technologischem Wissen (Zum Beispiel chinesische Satellitentechnik gegen brasilianisches Kenntnisse im Flugzeugbau). Beim Staatsbesuch des brasilianischen Präsidenten Luiz Ignacio „Lula“ da Silva im April 2004 in China bekräftigten beide Parteien ihre Absichten,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weiter zu vertiefen. Dies soll auch eine bessere Zusammenarbeit auf multilateraler Ebene beinhalten, wo Brasilien und China als Mitglieder der G20-Gruppe ein Gegengewicht zu den westlichen Industrienationen bilden wollen. Lula schlug zudem die Schaffung eines Freihandelsabkommens zwischen China und dem MERCOSUR vor. Verhandlungen über ein solches Abkommen wurden bislang jedoch nicht aufgenommen.[4]

Die sino-lateinamerikanischen Handelsströme beliefen sich 1990 auf gerade einmal 3 Milliarden US-Dollar. Seit der Jahrtausendwende ist das Handelvolumen zwischen China und Lateinamerika jedoch rasant angestiegen. So haben sich die chinesischen Importe aus Lateinamerika von 1999 (3 Milliarden US-Dollar) bis 2004 (21,7 Milliarden US-Dollar) mehr als versechsfacht. Im gleichen Zeitraum sind auch die Exporte nach Lateinamerika um ein mehrfaches angestiegen; von 5,3 Milliarden auf 18,3 Milliarden US-Dollar. Das gesamte Handelsvolumen betrug im Jahr 2005 ca. 50 Milliarden US-Dollar.[5] Auch wenn der Handel zwischen China und Lateinamerika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asant angestiegen ist, so ist der Anteil am gesamten Volumen beider Seiten noch relativ gering. So macht China für die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bislang nur 5 Prozent des Handels aus. Im umgekehrten Fall betragen die chinesischen Importe aus Lateinamerika trotz des raschen Anstiegs 2004 gerade einmal 3,9 Prozent des Gesamtimports, die Exporte 3,09 Prozent. Die größten Handelspartner Chinas in der Region sind Brasilien, Chile, Argentinien und Peru.[6]

Chines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Lateinamerika waren bis vor wenigen Jahren relativ unbedeutend. Chinas Gesamtinvestitionen in die Region betrugen 2004 etwa 4,06 Milliarden US-Dollar. Die Kapitalflüsse betrugen im Jahr 2003 1,04 Milliarden US-Dollar und entsprachen damit mehr als einem Drittel der totalen ausländischen Investitionen Chinas (2,85 Milliarden). Der Großteil der Gelder fließt nach Brasilien, Mexiko Chile, Argentinien, Peru und Venezuela und wird dort vor allem in den für China wichtigen Energiesektor investiert.[7] Im Vergleich zu den USA und der EU fällt China bei den Investitionen noch weit zurück. Mit den angekündigten Investitionsvorhaben werden die chinesischen Kapitalzuflüss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jedoch markant zunehmen. Umgekehrt haben lateinamerikanische Firmen bis Oktober 2006 insgesamt 56,9 Milliarden US-Dollar in China investiert und damit knapp 18.000 verschiedene Projekte finanziert.[8]

China verfolgt mit der Vertief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 den lateinamerikanischen Staaten verschiedene Ziele. Da ist erstens der große Bedarf nach Rohstoffen wie Kupfer, Gas, Eisen, Sojabohnen oder Öl, die in Lateinamerika reichlich vorhanden sind. Seit 2004 ist China der größte Konsument von Kupfer, Eisen, Stahl und Platin und der zweitgrößte Nachfrager von Soja und Erdöl. Rund achtzig Prozent der Importe aus Lateinamerika setzen sich aus diesen und anderen Rohstoffen zusammen.[9] Zweitens ist Lateinamerika auch ein großer Markt für chinesische Produkte wie Textilien, elektronische Geräte und Spielzeug und stellt für chinesische Investoren eine Region mit großem Potential vor allem in der für China wichtigen Infrastruktur im Rohstoffbereich dar. Drittens strebt China die Aberkennung Taiwans als souveränen Staat in der Region an. Von den weltweit 27 Staaten, welche mit Taiwan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unterhalten, liegen 12 im lateinamerikanischen Raum, unter anderem Paraguay, Panama und die Dominikanische Republik. Im Jahr 2004 waren es noch 14 lateinamerikanische Staaten, die offizielle Beziehungen zu Taiwan unterhielten. Durch finanzielle Hilfen und Investitionsversprechen, welche die Angebote Taiwans um ein Vielfaches überstiegen, konnte China jedoch die Aberkennung Taiwans durch Grenada und Dominica erreichen. So brach der Kleinstaat Dominica die Beziehungen zu Taiwan ab, nachdem China dem Land 122 Millionen US-Dollar (im Vergleich zu den 9 Millionen von Taiwan) an Entwicklungsgeldern versprochen hatte.[10] Im Juni 2007 kündigte ein weiteres lateinamerikanisches Land, Costa Rica, di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zu Taiwan auf, um das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 zu China vertiefen zu können. [11]

Für die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bietet sich mit China ein weiterer, wichtiger Handelspartner neben der EU an, der ihnen die Möglichkeit gibt, ihr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 erweitern und so die Abhängigkeit vom US-amerikanischen Markt zu mindern. Gerade zu einem Zeitpunkt, wo Verhandlungen über ein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der EU ins Stocken (MERCOSUR) gekommen sind bzw. noch gar nicht aufgenommen wurden, ist China eine willkommene Alternative. Auch werden die Beziehungen als Chance wahrgenommen, die Infrastruktur der Region mit chinesischer Hilfe auszubauen. Allerdings betrachten nicht alle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die Präsenz Chinas auf dem Kontinent mit Wohlwollen. Vor allem Mexiko und die zentralamerikanischen Staaten befürchten Verluste ihres US-Marktanteils durch die harte und kostengünstige Konkurrenz aus China. Die Angst ist nicht unbegründet, zumal die Exporte Chinas und Mexiko in die USA relativ ähnlich sind. Die zehn wichtigsten Produkte Mexikos machen 85,7 Prozent des Exportes aus, bei China sind die gleichen Produkte für 52,7 Prozent des Exportes verantwortlich.[12] Auch die zentralamerikanischen Länder sehen ihren Marktanteil in den USA durch Textilien und Kleider aus China bedroht. Dies war auch einer der Gründe, die zum Abschluss des Freihandelsabkommens zwischen den USA, der Dominikanischen Republik und Zentralamerika (DR-CAFTA) geführt haben.

Auch in anderen Ländern, wie beispielsweise in Brasilien, sind in letzter Zeit Zweifel über den Nutzen einer zu engen Beziehung zu dem asiatischen Riesen aufgekommen. Zwar boomt der Export von Rohstoffen nach China, doch gleichzeitig wird die Region auch von chinesischen Produkten „überflutet“. So hat sich der Handelsüberschuss gegenüber China 2005 um 51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verringert. Hinzu kommt, dass China aufgrund seiner niedrigeren Löhne, seiner unterbewerteten Währung und der staatlichen Unterstützung der Unternehmen als unfairer Handelspartner wahrgenommen wird. Im Bereich der Investitionen scheinen die bisherigen Entwicklungen zudem nicht die Erwartungen der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zu erfüllen. Ein weiteres Problem wird darin gesehen, dass aufgrund der chinesischen Nachfrage nach Rohstoffen sich die Länder Lateinamerikas auf diesen Bereich spezialisieren. Eine Diversifizierung des Handels hin zu Produkten mit einem größeren Mehrwert wird dadurch verhindert und die Wirtschaft wird anfälliger auf Preisrückgänge bei den Rohstoffen. Gleichzeitig wird die Region durch die immer stärker werdenden Beziehungen zu China auch empfindlicher gegenüber den Entwicklungen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China verfolgt auf pragmatische Weisen seine Interessen in Lateinamerika. Abgesehen von der Aberkennung Taiwans knüpft China Investitionen und Abkommen an keine besonderen, politischen Vorgaben. Vielmehr wird eine Win-Win-Strategie verfolgt, in der sich beide Parteien nicht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des anderen einmischen. Die chinesische Vorgehensweise unterscheidet sich damit merklich von jener der USA oder der EU, die für Freihandelsabkommen gewisse politische Reformen und Bedingungen voraussetzen. Ein weiterer Aspekt der chinesischen Strategie ist die Annäherung an jene lateinamerikanischen Länder, welche mit den USA auf Distanz gegangen sind. Mit Venezuela, Ecuador und Bolivien, deren bilaterale Beziehungen zu den USA angespannt sind, hat Beijing besonders enge Kontakte geknüpft. Auch die Einbindung in multilaterale Verhandlungsinstitutionen, beispielsweise die Organisation der Amerikanischen Staaten (OAS) oder der Inter-Amerikanischen Entwicklungsbank (IDB) als Beobachter oder Geldgeber ist Teil der chinesischen Strategie.[13]

Fokus: Chinas Energiehunger
Das Interesse Chinas an Lateinamerika liegt vor allem in dem Reichtum an Rohstoffen und Energieressourcen des südamerikanischen Kontinents begründet. Lateinamerika verfügt über 9,7 Prozent des weltweiten Ölvorkommens und über einen Grossteil der Kupfer-, Silber- und Zinnvorkommen. China ist vor allem im Energiebereich trotz des Baus neuer Kohlekraftwerke und Staudämmen immer stärker von ausländischen Energielieferanten abhängig. Seit 2003 ist China der viertgrößter Ölimporteur und wird nach Schätz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Energie Agentur (IEA) bis ins Jahr 2020 Japan und Deutschland überholt haben. Während im Jahr 1999 noch 27 Prozent des Ölbedarfs importiert wurden, stieg der Anteil bis 2005 auf 43 Prozent an. Das Problem für China verschärft sich noch dadurch, dass in Indonesien, einer der wichtigsten Öllieferanten, die Fördermenge zwischen 1991 und 2004 um ein Drittel zurückging.[14]

Die Suche nach neuen Partnern zur Sicherstellung der Energieversorgung ist deshalb eines der vorrangigen Ziele der chinesischen Außenpolitik. Dies äußert sich auch in seinen Beziehungen zu den Ländern Lateinamerikas. So fokussieren sich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Investitionen in der Region auf den Energiebereich. Dabei kommen verschiedene Mittel zur Anwendung, die insgesamt auf eine vertikale Integration, also die Sicherstellung der gesamten Lieferkette, und die Erhöhung des chinesischen Einflusses auf dieselbe abzielen. Zum einen ist da der Aufkauf von Aktienanteilen privater Energieunternehmen. So hat beispielsweise die chinesische Firma Sinochem 2003 14 Prozent eines Ölfeldes in Ecuador von ConocoPhilips, einer amerikanischen Öl-Firma, gekauft. Im darauffolgenden Jahr kaufte di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CNPC) für 200 Millionen US-Dollar eine Tochtergesellschaft der peruanischen PlusPetrol. Das von der CNPC geführte Konsortium Andes Petroleum übernahm im September 2005 für 1,4 Milliarden Dollar die Öl- und Gasanlagen der kanadischen Firma EnCana in Ecuador. Zusätzliche erkaufte sich Andes Petroleum die Anteile EnCanas an einer ecuadorianischen Erdöl-Pipeline. [15]

Neben den Akquisitionen von Unternehmensaktien handelten China und chinesische Firm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auch Kooperations- und Infrastrukturverträge sowie Förderlizenzen mit lateinamerikanischen Staaten und Unternehmen aus. Förderlizenzen bekam die CNPC in Mexiko und Ecuador. Ein Kooperationsvertrag, welcher mit dem Bau einer 2000 Kilometer langen Pipeline die Verdoppelung der brasilianischen Ölexporte nach China zum Ziel hat, wurden zwischen der brasilianischen Petrobras und der chinesischen Sinopec geschlossen. Bei seinem Staatsbesuch im Jahr 2004 unterzeichnete Hu Jintao ein Energieabkommen, welches den Ausbau der Energie- und Transportinfrastruktur in Brasilien mit 10 Milliarden US-Dollar vorantreiben soll. In Argentinien und Venezuela werden ebenfalls die Transportwege ausgebaut, um das Öl und die anderen Ressourcen, die China aus Lateinamerika importiert, schneller zu den Häfen am Pazifik zu transportieren.[16]

Mit Venezuela pflegt China ein besonders intensives wirtschaftliches Verhältnis. Das Land verfügt über 6,5 Prozent der globalen Erdölreserven und ist der sechstgrößte Produzent der Welt. Der chinesische Vizepräsident Zeng Ginghong und Vezenuelas Präsident Hugo Chavéz unterzeichneten im Januar 2005 mehrere Abkommen, die unter anderem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in 15 Ölfelder in der Höhe von 350 Millionen US-Dollar vorsehen. Weitere 60 Millionen US-Dollar sollen in die für Verarbeitung und Transport des Öls nötige Infrastruktur investiert werden.[17] CNPC hat zudem die Lizenz zur Erforschung des Orinoco-Ölgürtels, eine schwer zugängliche Region mit einem enormes Erdölvorkommen. Die enge Zusammenarbeit der beiden Länder zeigt bereits jetzt deutliche Resultate. Trug Venezuela mit 12.000 Barrel pro Tag 2004 noch 0,5 Prozent zum chinesischen Ölverbrauch bei, so waren es ein Jahr darauf schon 1,8 Prozent (68.000 Barrel pro Tag). Allerdings sind venezolanische Öl-Exporte nach China im Moment nur begrenzt möglich. Da ist zum einen die geografische Distanz, die zu erheblichen Transportkosten führt. Auch ist der Transport durch den Panamakanal, der den schnellsten Seeweg zwischen den beiden Ländern darstellt, aufgrund der beschränkten Kapazität des Kanals nicht mit großen Öltankern möglich.[18]

Das Interesse Chinas an den Energieressourcen Lateinamerikas wird teilweise als eine Bedrohung der amerikanischen Interessen in der westlichen Hemisphäre angesehen. Durch die zunehmende Einflussnahme Chinas in der Region wird befürchtet, dass den USA der Zugang zu den Ressourcen Lateinamerikas versperrt wird und das Land damit noch mehr von instabilen und weit entfernten Regionen wie dem Mittleren Osten abhängig wird.[19] Gerade die verstärkte Kooperation zwischen Venezuela, dem viertgrößten Öllieferanten der USA, und China stellt für die USA zunehmend ein Problem dar. Zwar liefert Venezuela nach wie vor rund 60 Prozent seiner Fördermenge in die USA, doch nach Hugo Chavéz soll sich dies ändern. Dazu seine Äußerung während eines Staatsbesuches in Beijing im Dezember 2004: „We have been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oil for more then 100 years but they have been years of 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ow we are free and we make our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 great country of China.“[20] Aufgrund solcher Äußerungen sieht die USA ihre Energieversorgung in Gefahr, zumal die Nachfrage nach ausländischem Öl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noch weiter ansteigen wird.


[1] Kerry Dumbaugh, Mark P. Sullivan,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4.2005, http://www.usis.it/pdf/other/RS22119.pdf(Abgerufen am 6.6.2007)
[2]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Latin Leap Forward, in: World Policy Journal Herbst 2006, S.33-41; hier: S.33
[3] Forbes, China, Chile to start FTA talks on service trade/investment next Jan, 29.11.2006, http://www.forbes.com/markets/feeds/ afx/2006/11/29/afx3214891.html, (Abgerufen am 6.6.2007)
[4] BBC, Brazil wins China trade support, 28.5.2004,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3756635.stm (Abgerufen am 6.6.2007)
[5] Kurlantzick, China´s Latin Leap Forward, a.a.O (Fußnote 33), S. 38
[6] Dumbaugh, Sullivan,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a.a.O (Fußnote 32), S.2
[7] ebd.
[8] People´s Daily Online, China, Latin America forge closer links for win-win end, 6.10.2006,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610/06/ eng20061006_309371.html (Abgerufen am 6.6.2007)
[9] Gudrun Wacker, Chin´s Rise: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SWP Research Paper, Februar 2006, S.38-39
[10] BBC Online, Dominica severs ties with Taiwan, 29.3.2004, http://www.bbc.co.uk/caribbean/news/story/ 2004/03/040329_dominica-china.shtml (Abgerufen am 6.6.2007)
[11] N24, Costa Rica zieht China Taiwan vor, 7. 6.2007, http://www.n24.de/politik/article.php?articleId=123505 (Abgerufen am 10.6.2007)
[12] Wacker, China´s Rise: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a.a.O. (Fußnote 40), S.42-43
[13] Kurlantzick, China´s Latin Leap Forward, a.a.O (Fußnote 33), S. 35-38
[14] Francois Lafargue, China´s Strategies in Latin America, Military Review, Mai-Juni 2006, S.80-84; hier: S.80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PBZ/ is_3_86/ai_n16689756/print (Abgerufen am 6.6.2007)
[15] ebd. S. 81;
[16]Chietigj Bajpaee, Chinese Energy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Vol. 5 Issue 14, 21.Juni 2005, http://jamestown.org/publications_details.php?volume _id=408&issue_id=3376&article_id=2369916 (Abgerufen am 6.6.2007)
[17] ebd.
[18] Lafargue, China´s Strategies in Latin America, a.a.O. (Fußnote 44), S.82
[19] Chietigj Bajpaee, Chinese Energy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5, Issue 14, Juni 2005, http://jamestown.org/publications_details.php?volume _id=408&issue_id=3376&article_id=2369916
[20]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In Search of Crude China goes to the Americas, 18. Januar 2005, http://www.iags.org/n0118041.htm (Abgerufen am 6. Juni 2007)

Gefährlicher Tanz mit der Toleranz

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0,1518,584843,00.html

ZUM AUTOR
Henryk M. Broder wurde am 20. August 1946 in Katowice/Polen geboren. 1958 kam er mit den Eltern in die Bundesrepublik, 1981 verlegte er seinen Wohnsitz nach Israel. Heute lebt Broder in Berlin und Jerusalem. Broder ist Autor für den SPIEGEL und SPIEGEL ONLINE und hat zahlreiche Bücher veröffentlicht, unter anderem "Erbarmen mit den Deutschen" (1993) und "Hurra, wir kapitulieren", eine Attacke auf die gegenwärtige Appeasement-Politik Europas gegenüber dem aggressiven Islamismus. Henryk M. Broders aktuelles Buch knüpft an diesem seiner Meinung nach übertriebenen, gefährlichen Toleranz-Gedanken vieler europäischer Gesellschaften an. Vorliegender Text ist ein Auszug aus dem im wjs Verlag veröffentlichten Band "Kritik der reinen Toleranz".

Toleranz bedeutet, auch extreme Ansichten hinzunehmen. Aber was darf eine liberale, tolerante Demokratie zulassen - und was muss sie verbieten? SPIEGEL-Autor Henryk M. Broder warnt die europäischen Gesellschaften in seinem neuen Buch vor zu viel Multikulti-Seligkeit.

"Eure Toleranz bringt uns in Gefahr!" ruft die deutsch-türkische Soziologin Necla Kelek den Gutmenschen zu, die auch Ehen mit Minderjährigen und die Einfuhr von "Importbräuten" mit den kulturellen Besonderheiten der Migranten erklären. Erst wenn ein Paar auf einem deutschen Standesamt auftaucht, um eine Ehe bestätigen zu lassen, und die Beamten dabei feststellen, dass die Braut gerade elf Jahre alt ist, wird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ingeschaltet. Und die prüft dann, ob die Ehe auch bei uns gültig ist, denn sie wurde in der Provinz Thrakien, das heute sowohl zu Griechenland wie zur EU gehört, geschlossen, wo für solche Fälle ein islamisches Gesetz aus dem Jahre 1914 gilt, als ganz Thrakien noch zum Osmanischen Reich gehörte.

Womit wir bei der Frage aller Fragen wären: Was darf eine liberale, tolerante Demokratie zulassen und was muss sie verbieten? In horizontal organisierten Gesellschaften, in denen Vegetarier und Kannibalen auf gleicher Augenhöhe miteinander über die Vor- und Nachteile ihrer jeweiligen Ernährung diskutieren, in denen es jeder Frau überlassen bleibt, ob sie eine Burka oder einen Bikini anziehen will, in Gesellschaften, in denen die Begriffe "gut" und "schlecht", "richtig" und "falsch" zugunsten von "anders", "multikulturell" und "relativ" abgeschafft wurden, kommt diese harmlos klingende Frage der Quadratur des Kreises gleich.

Toleranz gebietet es, auch extreme Ansichten hinzunehmen. Zum multikulturellen Repertoire gehören auch Monokulturen, die keine andere Kultur neben sich dulden würden, wenn sie das Sagen hätten.
"A hallmark of liberal, secular societies is supposed to be respect for different cultures, including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s — even intolerant ones", schreibt Noah Feldman, Doktor der Islamwissenschaften und Rechtsgelehrter in Harvard.

Außerhalb der Ivy-League freilich gebietet es die Vernunft, solchen Kulturen das Recht auf Entfaltung zu verweigern. Man kann eine Gesellschaft aber auch zu Tode schützen, indem man die Grenzen des Zulässigen immer enger zieht. Andererseits würde eine totale Demokratie genauso kollabieren wie der Straßenverkehr, wenn alle, die ein Auto haben, es zur selben Zeit benutzen würden.

Wohin so etwas führt, sieht man in den Internet-Foren, wo jeder Idiot, der "anscheinend" nicht von "scheinbar" unterscheiden, aber einen Computer bedienen kann, nicht nur eine Meinung hat, sondern sie auch verbreitet. Die Aufhebung von Privilegien, wie dem Zugang zur Öffentlichkeit, führt nicht automatisch zu einer Demokratisierung des öffentlichen Diskurses, sondern zu dessen Analphabetisierung.

Kultur ist, wenn Sie Ihrem Nachbarn den Kopf abschlagen und daraus eine Blumenvase machen

Dieser Prozess wird durch die Egalisierung der Kulturen auf Kosten der Zivilisation beschleunigt. Kultur ist, wenn Sie Ihrem Nachbarn den Kopf abschlagen und daraus eine Blumenvase machen. Zivilisation ist, wenn Sie dafür ins Gefängnis müssen und nie wieder rauskommen. Während "Kultur" und "multikulturell" hoch im Kurs stehen, wird "Zivilisation" verachtet, weil sie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zugunsten zivilisatorischer Disziplin aufhebt. Wird der "kulturelle Hintergrund" oft als mildernder Umstand herangezogen, äußert sich der zivilisatorische Fortschritt darin, dass es verbindliche Regeln für alle gibt. Egal, ob Sie ein anatolischer Bauer oder ein rheinischer Philosoph sind, Sie bekommen keinen Bonus und keinen Malus, wenn Sie sich an Ihrer Tochter vergreifen. Deswegen kann es den Begriff "multizivilisatorisch" nicht geben. Es gibt nur "multikulturell".

Das kommt Wanderpredigern zugute, die Unsinn reden und dafür verehrt werden. In einem Gespräch mit Franz Alt sagte der Dalai Lama: "Ohne uns Menschen ginge es der Erde zur Zeit besser als mit uns. Der Mensch ist der größte Schädling auf der Erde. Ohne Menschen gäbe es auch keine Kriege mehr und keine Massenvernichtungswaffen, die alles Leben bedrohen..." Dann lachte der Dalai Lama herzlich und lange über seinen Witz, den er sehr ernst gemeint hatte.
Anfang des Jahres 2003 reiste der Sänger Konstantin Wecker in den Irak, um dort gegen den bevorstehenden Einmarsch der Alliierten "ein Zeichen (zu) setzen", was damals viele taten, die während der 23 Jahre währenden Herrschaft von Saddam Hussein kein Interesse an jedweder Art von Zeichensetzung zeigten. Es gefiel ihm gut in der irakischen Hauptstadt: "In Bagdad herrscht Handyverbot... Und auf den Straßen wird man nicht von Werbung erschlagen." Zurück in Deutschland "sehnte" sich der Künstler "geradewegs zurück nach Bagdad", denn: "Wir hier im Westen sind doch hoffnungslos überladen mit Unwichtigem – in Bagdad dagegen sah ich Leben, konzentriert aufs Wichtigste..."

Mit der Toleranz gegenüber dem vermeintlichen Underdog geht oft auch eine Bewunderung für das Finale und das Totalitäre einher. Die Erde wäre besser dran ohne die Menschen, in den Straßen von Bagdad wurde man nicht von der Werbung, sondern allenfalls von Saddams Schergen erschlagen. Und hinter dem Horizont wartet das wahre Leben, konzentriert auf das Wichtigste.

Dieselben Menschen, die es in ihrem Bungalow auf den Malediven keinen Tag ohne Aircondition aushalten, die nur abgekochtes Wasser trinken und mit verbundenen Augen einen Crottin de Chavignol von einem Chaubichou du Poitu nur nach dem Geruch unterscheiden können, verfallen dem wilden Charme des Einfachen, Ursprünglichen. Diese Fundamentalisten, die haben noch Ideale, die schrecken vor nichts zurück, während unsereiner sich schon in die Hosen macht, wenn er bei Gelb geblitzt wird. Nur so lässt sich Fluch der reinen Toleranz erklären.

Im Oktober 2006 wurde der Fall einer Angestellten der British Airways bekannt, der von der Fluglinie verboten wurde, ein kleines Silberkreuz offen am Hals zu tragen. Die BA-Kleiderordnung schreibe vor, dass religiöse Symbole unter der Uniform getragen werden müssten, unsichtbar für die Kunden. Die Frau weigerte sich und wurde vom Dienst suspendiert. Es half ihr nichts, als sie darauf hinwies, dass moslemische BA-Mitarbeiterinnen im Dienst den Hijab tragen dürfen, sichtbar für alle; das sei etwas ganz anderes, wurde sie belehrt, "diese Symbole (lassen) sich schlecht unter der Uniform verbergen".

"Mohammed" statt "Jack"

Die vorbildliche britische Toleranz gegenüber fundamentalistischen Lebensweisen und ihren Symbolen hat auch mit dem demografischen Wandel zu tun, dessen sich die Briten wohl bewusst sind. Wenn "Mohammed" inzwischen "Jack" als beliebtesten Vornamen für Neugeborene abgelöst hat, dann ist es nur vernünftig, sich auf eine Zukunft im Zeichen der Mondsichel einzustellen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Scharia als optionale Alternative zu britischem Recht zu fordern, wie es das Oberhaupt der anglikanischen Kirche, der Bischof von Canterbury, Rowan Williams, Anfang 2008 vorgeschlagen hat, um "soziale Spannungen zu vermeiden".

Auch die britische Justiz eilt dem Zeitgeist entgegen. Mitte Juni 2008 wurde der Prediger Abu Qatada in London unter Auflagen aus der Abschiebehaft entlassen. Er muss eine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tragen, darf sein Haus in einem vornehmen Londoner Stadtteil nur zwei Stunden pro Tag verlassen und weder ein Handy noch den Computer benutzen, um im Internet zu kommunizieren. Es wurde ihm vom Gericht auch untersagt, Kontakt zu Osama bin Laden aufzunehmen, als dessen "Botschafter" in Europa Abu Qatada gilt.

Der Jordanier kam 1993 mit einem gefälschten Pass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in England an und wurde ein Jahr später als politischer Flüchtling anerkannt. Schnell machte er sich einen Namen als Prediger und Verkünder von Fatwas, die das Töten von Ungläubigen erlaubten. Als er 2001 unter dem Verdacht festgenommen wurde, in die Vorbereitungen für einen Bombenanschlag verwickelt zu sein, wurden bei ihm 170.000 Pfund in bar gefunden. Nach seiner Freilassung mangels an Beweisen tauchte er unter, wurde im Herbst 2002 erneut festgenommen, diesmal unter dem Verdacht, mit den Anschlägen von 9/11 zu tun haben, und Anfang 2005 wieder auf freien Fuß gesetzt.


2. Teil: Merkwürdiger Selbsthass des Westens

Nachdem er in Jordanien wegen Beteiligung an Terroranschlägen in Abwesenheit verurteilt wurde, kam er im August 2005 in Abschiebehaft, aus der ihn knapp drei Jahre später das Urteil eines Londoner Richters erlöste. Abu Qatada, so der Richter, könne keinen "fairen Prozess" in Jordanien erwarten, zudem sei es möglich, dass das jordanische Urteil gegen ihn auf Geständnissen fußte, die unter Folter zustande gekommen waren. Abu Qatada durfte wieder nach Hause, zu seiner Frau und seinen fünf Kindern, während elf weitere in britischer Abschiebehaft einsitzende Extremisten sich nun auf sein Beispiel berufen können.

Damit nicht genug. Abu Qatada, der nie gearbeitet und niemals Steuern gezahlt hat, bekommt aus der Staatskasse eine Invalidenrente von 8.000 Pfund jährlich, weil er ein Rückenproblem hat, das ihm jede Arbeit unmöglich macht. Es ist eine kleine Zuzahlung zu den 45.000 Pfund, die seine Frau als Arbeitslosengeld, Kindergeld und Wohngeld bereits bekommt, damit sich die Familie das Leben in einem 800.000 Pfund teuren Haus im Londoner Westend leisten kann. So viel Toleranz gegenüber mutmaßlichen Terroristen muss sein, alles andere würde den Rechtsstaat aushöhlen.

Zugleich mit dem Fall Abu Qatada, der nicht nach Jordanien ausgeliefert werden darf, weil er dort nach britischen Maßstäben nicht mit einem fairen Verfahren rechnen kann, wurde bekannt, dass eine islamische Gruppe namens "The Messenger of Allah United Us" bei einem Gericht in Amman Klage gegen Geert Wilders erhoben hatte, den niederländischen "Rechtspopulisten" und Produzenten des Film "Fitna". Mit Beschluss vom 10. Juni ließ das Gericht die Klage zu. Weil aber nicht anzunehmen ist, dass Wilders freiwillig der Ladung zu einer Verhandlung in Amman folgen wird, kann das jordanische Gericht ihn jederzeit zur Fahndung ausschreiben und Interpol um Hilfe bitten.
"The Messenger of Allah United Us" ruft auch zum Boykott holländischer Firmen auf. Zwei von ihnen, "Zwanenburg" (Fleischwaren) und "Frieslands Foods" (Käse), haben daraufhin in jordanischen Zeitungen Anzeigen veröffentlicht, in denen sie sich von Wilders und "Fitna" distanzieren. Worauf ein Sprecher von "The Messenger of Allah United us" nachlegte: das wäre nicht genug, es müssten auch Anzeigen in niederländischen Zeitungen geschaltet werden.

Eine schöne Geschichte, werden Sie nun sagen, anschaulich und gruselig zugleich. Wir erleben, wie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mit ihren eigenen Waffen geschlagen wird, an ihrer eigenen Toleranz zugrunde geht. Aber warum ist es so? Was treibt die Briten - und in einem etwas geringeren Maße auch die Deutschen, die Franzosen, die Holländer - dazu, die Bude abzubrennen, in der sie es sich so gemütlich eingerichtet haben?

Über ein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 kann in der Tat nur spekuliert werden. Weil aber sowohl die Volkswirtschaft wie die Psychoanalyse ebenfalls spekulative Disziplinen sind, deren Vertreter retrospektiv immer die richtigen Voraussagen treffen, will auch ich mir eine begründete Spekulation erlauben.

Toleranz ist ein ungedeckter Wechsel auf die Zukunft, ein Angebot an den Sieger von morgen: Ich verschone dich heute, bitte merke es dir gut und verschone mich, sobald du an der Macht bist.

Der Utopie des totalen Friedens wird alles untergeordnet

Das ist nicht neu, die Parole "lieber rot als tot" war Ausdruck derselben Haltung. Die Forderung, der Westen sollte einseitig abrüsten, basierte auf derselben Überlegung. Der Utopie des totalen Friedens wurde alles untergeordnet. Wer sich die Freiheit nahm, die tägliche Unterdrückung zu kritisieren, war nicht nur ein Klassenfeind, er war auch eine Gefahr für den Weltfrieden und musste neutralisiert werden. Deswegen war in den Ländern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der "Frieden" das wichtigste aller Ziele, nicht die "Freiheit". Frieden ist relativ einfach herzustellen, am einfachsten durch Unterwerfung. Auch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SU konnte man friedlich leben. Freiheit dagegen muss erkämpft werden, notfalls auch mit Gewalt. Und heute: Angesichts der Unmöglichkeit, den Iran von seinem Atomkurs abzubringen, wird Israel aufgefordert, nukleare Abstinenz zu üben, um mit gutem Beispiel voranzugehen. Man könnte auch mal darüber nachdenken, ob man die Polizei nicht abschaffen sollte, um die Kriminalität effektiver zu bekämpfen.
Es gibt noch eine zweite Quelle, aus der sich die Toleranz gegenüber dem Totalitären speist. Das Unbehagen – nicht an der Kultur, sondern an der Zivilisation, die uns Fesseln anlegt, uns daran hindert, den Barbaren in uns von der Leine zu lassen. Toleranz widersprich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so, wie es ihr widerspricht, die Beute zu teilen.

Man macht es nur, wenn man sich davon einen Vorteil verspricht. Für die einen ist Toleranz eine Investition, die sich irgendwann lohnen wird, für die anderen ein Mittel zum Zweck: Wenn Marx, Lenin, Stalin, Mao und Ulrike Meinhof es nicht geschafft haben, die Gesellschaft umzukrempeln, dann wird das hoffentlich Osama bin Laden und Mahmoud Ahmadinedschad gelingen. Ahmadinedschads Drohungen werden deswegen nicht als bedrohlich empfunden, weil er die Hoffnungen der Frustrierten und Gescheiterten artikuliert, die sich nach einem modernen Robin Hood sehnen, der stellvertretend ihre Rachephantasien verwirklichen soll. Nicht jeder hat das Zeug zu einem Che Guevera oder wenigstens einem Oskar Lafontaine. Die meisten brauchen jemand, der für sie in die Schlacht zieht und es der Gesellschaft heimzahlt.

"Es scheint hier ein merkwürdiger Selbsthass des Westens auf, der fast nur als etwas Pathologisches begriffen werden kann. Der Westen versucht sich in lobenswerter Weise ganz und gar dem Verständnis fremder Werte zu öffnen, aber er liebt sich selbst nicht mehr."
Schrieb Papst Benedikt XVI., als er noch Joseph Kardinal Ratzinger hieß.

外国男人看中国男人：选老婆为何一定要漂亮的？

http://www.china.com.cn/info/txt/2008-10/28/content_16677890.htm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喜欢交不怎么漂亮的中国女友？”当然，我也听人半开玩笑地说:“不漂亮的中国女孩子不用因为嫁不出去而发愁，她们可以嫁给老外呀！”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会有点不高兴:难道西方男人就这么没有眼光吗？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不到中国女人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少人能超越长相，去发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在我看来，大部分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乎一条:漂亮。

当把追到的漂亮女人带到众人面前时，就像在炫耀自己的奔驰车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中国男人对美女的确是“孜孜以求”。历史上，过得了美人关的英雄寥寥无几，不少男人因迷上倾国佳人而遭遇不幸。到了现代社会，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男人继承着老祖宗的“遗志”。

中国男人重视自己另一半的相貌，与中国人爱面子有直接关系。当他不无骄傲地把追到的漂亮女人带到众人面前时，他的虚荣心会得到空前满足，实际上这也是他生存竞争能力的一种展示，正如他向别人炫耀他的奔驰车或花园洋房一样。

中国男人喜欢在征婚启事上罗列“成就”

法国男人也喜欢美女。不过，在谈到女性的美貌时，法国人会把“漂亮”与“美”这两种概念分得一清二楚。有的女孩年轻活泼、身材很好，脑子却空荡荡的，这种 女性最多只能得到“漂亮”的称谓。相反，有的女性身段、五官都不出色，穿着打扮也不特别讲究，却散发着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与气质，这样的女性才会被法国男 人称为“美人”。

相比之下，中国男人更看重漂亮的外表，我听过不少人讲自己的择偶标准，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漂亮。外国男人当然也不愿意娶个面貌丑陋的人回家，但相比之下， 他们更看重心灵的撞击和思想的沟通。因此，在外国男人刊登的征婚启事中，他们往往会详细介绍自己的爱好兴趣，包括喜欢看什么书、平时都欣赏什么电视节目以 及爱从事什么运动等。再打开报纸看看中国男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都是他们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无外乎他的经济状况、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房子等。

中国男人也不是不需要思想沟通，但他们更愿意和同性朋友交流，而女人往往只有听他们胡侃的份儿。中国男人十分享受女人的崇拜，尤其不能容忍女人比自己强， 一旦如此，便称呼对方为“女强人”。而在影视作品中，“女强人”的形象往往都不怎么好。实际上，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电视剧中 的“男强人”就总是事业有成、备受女人青睐呢？

中国男人还特别在意女人的年龄

除了外貌，中国男人择偶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年龄。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你会发现，征婚者无一例外地要求女方的年纪比自己小，20—30岁的男人一般要求 对方比他小1—5岁，30—40岁的男人则要求对方小5—15岁。过了40岁的男人，一般就只能在他女儿或孙女辈中找老婆了。外国男人当然也注意女人的年 龄，否则沟通起来就有问题。但他们不特别要求女人一定要比自己小，大几岁也无妨。所以，他们在征婚启事中给出的年龄段通常是自己的年龄加上或减去5岁。

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位34岁的大陆女留学生认识了一个25岁的美国小伙子。当对方向她求婚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 可想象的。现在，关于这种男小女大的恋情在中国又有了新说法，叫“姐弟恋”或“老少配”。这还是好听的呢，不好听的就说男的肯定有“恋母情结”，女的就是 “老牛吃嫩草”。相比之下，老夫少妻在中国则往往被人们传为佳话。

不少年轻女性把容貌作为婚姻的筹码

中国男人上述择偶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从小的方面来说，还因为很多中国女性并没有从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和男人平起平坐的观念。

据我观察，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女性把自己的容貌当成和男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她们重视外表的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女性。刚到中国的时候，这种现象真是出乎我 的意料。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虽然算是比较高的，但毕竟还是无法与法国相比。而中国都市的不少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并非一般法国 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当然，中国女人这么做也不是没有 回报的，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越漂亮，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可见，不少中国年轻女子的择偶标准有些偏差，她们往往希望通过婚姻而不是个人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对此，我很难接受。也许是我太保守吧？我总认为，两个 人结为夫妻，爱情才是应该要优先考虑的因素。但话又说回来了，她们这样的择偶观是否也刚好迎合了很多中国男人为找漂亮老婆而不惜一切的心理呢？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华尔街危机预示着美国新蒙昧主义的破产

http://blog.china.com.cn/art/show.do?dn=wangxiangsui&id=336100&agMode=1&com.trs.idm.gSessionId=FBA9F62936461F381C261EEA6B14CA11

2008年10月26日 18:41 北京晚报
向松祚 彭晓光
　　●所谓“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这种思潮一度影响着世界。
　　●华尔街危机预示着“新蒙昧主义”的破产。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刻意安排，正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重要时刻，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球西 边的美国和英国到东边的日本和韩国，从南端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到北端的冰岛、俄罗斯，从富裕的工业国家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一能够幸免。曾经那么财雄势 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巨头，顷刻间就轰然倒塌、灰飞烟灭；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烟消云散；从总统、财长、央行行长到街头徘徊的贩夫走卒，面对全球经济面临长期 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难以排解的疑问：金融危机何时能够风平浪静？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活力？
　　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假若我们愿意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两大历史事件恰 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具体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 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
　　揭开“新蒙昧主义”的面纱
　　最近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华尔街爆发的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的思潮或者说信念，已经破产！被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不仅仅 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不仅仅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投机性金融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美元霸权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将颠覆笼罩在世界许 多人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一种曾经被灌输给世界人民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在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报道、分析和评论中，有一股愈来愈强烈、愈来愈一致的声音，那就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正是盎格鲁－萨克逊的经济哲学和历史观念造就了华尔街的极度贪婪和疯狂投机，它让全世界人民共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华尔街金融海啸最深层次的根源。
　　那种弥漫全世界的思潮或迷信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一种“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
　　为什么我们叫它“新蒙昧主义”？因为“旧蒙昧主义”是指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人们思维意识的时代，是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 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历经千辛万苦和无数斗士的不懈努力，欧洲终于摆脱了“旧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黑暗的 欧洲改造成为人类多方面的开拓者。然而，人类命运的确符合物极必反的辨证哲理。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当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一 种“新蒙昧主义”也应运而生了。
　　最初也是最持久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
　　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新蒙昧主义”，等到20世纪更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所发明的“历史终结学说”，这种学说宣称：“美国模式 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渗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 美国外交战略的所谓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策略，正是历史终结论的具体实施。
　　美国模式的“神化”
　　当我们谈论和批评“新蒙昧主义”的时候，绝不是要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赖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
　　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每一个民族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 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把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不分彼此地强加给所有国家，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 为借口，去抢夺或侵占或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
　　相反，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不分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
　　“新蒙昧主义”是一个世界现象。在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的确代表人类的未来。
“华盛顿共识”的灾难
　　“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货币领域有什么具体表现呢？很简单，就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包括：（1）主张不论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 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让外资掌控本国所有产业和企业；（2）主张不论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 基金完全不加监管；（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所谓比较优势原理，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 的浮动汇率体系；（5）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6）肆无忌惮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所谓金融创新。
　　任何稍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主张绝对不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历史的正确总结，也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术一 致的或毫无争议的主张，更没有任何严格逻辑和事实为依据。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IMF在试图单边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的极端政策措施。人们正确地将华盛顿共识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 几个亚洲国家，早就抛弃了“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 己手里。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世界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完全的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
　　斯蒂格利兹教授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是西方经济学大师，然而，2002年，他提出 警告：“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创 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经验本身，就是对华盛顿共识有力的驳斥。新蒙昧主义者的中国信条包括：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中国资本市 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对外资开放甚至让外资控股，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 是徒劳的，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等。然而，中国恰恰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市 场经济道路，而“新蒙昧主义”自身已江河日下了。今天那些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完全吓蒙了。两周前，一位有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在美国彭博电视台感叹：我们一直希望以美国为师，看来现在我们要自己学会走路了。
　　说得好！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都在反思和批评美国华尔街模式，我们已经听到重建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强大呼声，IMF狂热推销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我们即将看到一个国际货币的“战国时代”，即将看到国际政治格局真正的“多边时代”，即将看到学术思想文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再过30年，中国 不仅要成为经济金融货币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而且将成为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
　　（向松祚博士为知名经济学者；彭晓光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