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com.cn/info/txt/2008-10/28/content_16677890.htm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喜欢交不怎么漂亮的中国女友？”当然，我也听人半开玩笑地说:“不漂亮的中国女孩子不用因为嫁不出去而发愁，她们可以嫁给老外呀！”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会有点不高兴:难道西方男人就这么没有眼光吗？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不到中国女人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少人能超越长相，去发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在我看来，大部分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乎一条:漂亮。
当把追到的漂亮女人带到众人面前时，就像在炫耀自己的奔驰车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中国男人对美女的确是“孜孜以求”。历史上，过得了美人关的英雄寥寥无几，不少男人因迷上倾国佳人而遭遇不幸。到了现代社会，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男人继承着老祖宗的“遗志”。
中国男人重视自己另一半的相貌，与中国人爱面子有直接关系。当他不无骄傲地把追到的漂亮女人带到众人面前时，他的虚荣心会得到空前满足，实际上这也是他生存竞争能力的一种展示，正如他向别人炫耀他的奔驰车或花园洋房一样。
中国男人喜欢在征婚启事上罗列“成就”
法国男人也喜欢美女。不过，在谈到女性的美貌时，法国人会把“漂亮”与“美”这两种概念分得一清二楚。有的女孩年轻活泼、身材很好，脑子却空荡荡的，这种 女性最多只能得到“漂亮”的称谓。相反，有的女性身段、五官都不出色，穿着打扮也不特别讲究，却散发着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与气质，这样的女性才会被法国男 人称为“美人”。
相比之下，中国男人更看重漂亮的外表，我听过不少人讲自己的择偶标准，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漂亮。外国男人当然也不愿意娶个面貌丑陋的人回家，但相比之下， 他们更看重心灵的撞击和思想的沟通。因此，在外国男人刊登的征婚启事中，他们往往会详细介绍自己的爱好兴趣，包括喜欢看什么书、平时都欣赏什么电视节目以 及爱从事什么运动等。再打开报纸看看中国男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都是他们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无外乎他的经济状况、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房子等。
中国男人也不是不需要思想沟通，但他们更愿意和同性朋友交流，而女人往往只有听他们胡侃的份儿。中国男人十分享受女人的崇拜，尤其不能容忍女人比自己强， 一旦如此，便称呼对方为“女强人”。而在影视作品中，“女强人”的形象往往都不怎么好。实际上，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电视剧中 的“男强人”就总是事业有成、备受女人青睐呢？
中国男人还特别在意女人的年龄
除了外貌，中国男人择偶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年龄。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你会发现，征婚者无一例外地要求女方的年纪比自己小，20—30岁的男人一般要求 对方比他小1—5岁，30—40岁的男人则要求对方小5—15岁。过了40岁的男人，一般就只能在他女儿或孙女辈中找老婆了。外国男人当然也注意女人的年 龄，否则沟通起来就有问题。但他们不特别要求女人一定要比自己小，大几岁也无妨。所以，他们在征婚启事中给出的年龄段通常是自己的年龄加上或减去5岁。
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位34岁的大陆女留学生认识了一个25岁的美国小伙子。当对方向她求婚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 可想象的。现在，关于这种男小女大的恋情在中国又有了新说法，叫“姐弟恋”或“老少配”。这还是好听的呢，不好听的就说男的肯定有“恋母情结”，女的就是 “老牛吃嫩草”。相比之下，老夫少妻在中国则往往被人们传为佳话。
不少年轻女性把容貌作为婚姻的筹码
中国男人上述择偶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从小的方面来说，还因为很多中国女性并没有从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和男人平起平坐的观念。
据我观察，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女性把自己的容貌当成和男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她们重视外表的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女性。刚到中国的时候，这种现象真是出乎我 的意料。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虽然算是比较高的，但毕竟还是无法与法国相比。而中国都市的不少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并非一般法国 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当然，中国女人这么做也不是没有 回报的，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越漂亮，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可见，不少中国年轻女子的择偶标准有些偏差，她们往往希望通过婚姻而不是个人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对此，我很难接受。也许是我太保守吧？我总认为，两个 人结为夫妻，爱情才是应该要优先考虑的因素。但话又说回来了，她们这样的择偶观是否也刚好迎合了很多中国男人为找漂亮老婆而不惜一切的心理呢？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mardi 28 octobre 2008
华尔街危机预示着美国新蒙昧主义的破产
http://blog.china.com.cn/art/show.do?dn=wangxiangsui&id=336100&agMode=1&com.trs.idm.gSessionId=FBA9F62936461F381C261EEA6B14CA11
2008年10月26日 18:41 北京晚报
向松祚 彭晓光
●所谓“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这种思潮一度影响着世界。
●华尔街危机预示着“新蒙昧主义”的破产。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刻意安排，正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重要时刻，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球西 边的美国和英国到东边的日本和韩国，从南端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到北端的冰岛、俄罗斯，从富裕的工业国家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一能够幸免。曾经那么财雄势 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巨头，顷刻间就轰然倒塌、灰飞烟灭；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烟消云散；从总统、财长、央行行长到街头徘徊的贩夫走卒，面对全球经济面临长期 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难以排解的疑问：金融危机何时能够风平浪静？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活力？
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假若我们愿意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两大历史事件恰 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具体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 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
揭开“新蒙昧主义”的面纱
最近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华尔街爆发的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的思潮或者说信念，已经破产！被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不仅仅 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不仅仅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投机性金融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美元霸权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将颠覆笼罩在世界许 多人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一种曾经被灌输给世界人民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在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报道、分析和评论中，有一股愈来愈强烈、愈来愈一致的声音，那就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正是盎格鲁－萨克逊的经济哲学和历史观念造就了华尔街的极度贪婪和疯狂投机，它让全世界人民共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华尔街金融海啸最深层次的根源。
那种弥漫全世界的思潮或迷信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一种“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
为什么我们叫它“新蒙昧主义”？因为“旧蒙昧主义”是指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人们思维意识的时代，是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 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历经千辛万苦和无数斗士的不懈努力，欧洲终于摆脱了“旧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黑暗的 欧洲改造成为人类多方面的开拓者。然而，人类命运的确符合物极必反的辨证哲理。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当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一 种“新蒙昧主义”也应运而生了。
最初也是最持久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
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新蒙昧主义”，等到20世纪更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所发明的“历史终结学说”，这种学说宣称：“美国模式 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渗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 美国外交战略的所谓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策略，正是历史终结论的具体实施。
美国模式的“神化”
当我们谈论和批评“新蒙昧主义”的时候，绝不是要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赖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
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每一个民族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 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把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不分彼此地强加给所有国家，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 为借口，去抢夺或侵占或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
相反，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不分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
“新蒙昧主义”是一个世界现象。在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的确代表人类的未来。
“华盛顿共识”的灾难
“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货币领域有什么具体表现呢？很简单，就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包括：（1）主张不论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 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让外资掌控本国所有产业和企业；（2）主张不论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 基金完全不加监管；（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所谓比较优势原理，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 的浮动汇率体系；（5）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6）肆无忌惮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所谓金融创新。
任何稍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主张绝对不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历史的正确总结，也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术一 致的或毫无争议的主张，更没有任何严格逻辑和事实为依据。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IMF在试图单边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的极端政策措施。人们正确地将华盛顿共识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 几个亚洲国家，早就抛弃了“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 己手里。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世界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完全的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
斯蒂格利兹教授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是西方经济学大师，然而，2002年，他提出 警告：“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创 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经验本身，就是对华盛顿共识有力的驳斥。新蒙昧主义者的中国信条包括：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中国资本市 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对外资开放甚至让外资控股，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 是徒劳的，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等。然而，中国恰恰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市 场经济道路，而“新蒙昧主义”自身已江河日下了。今天那些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完全吓蒙了。两周前，一位有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在美国彭博电视台感叹：我们一直希望以美国为师，看来现在我们要自己学会走路了。
说得好！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都在反思和批评美国华尔街模式，我们已经听到重建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强大呼声，IMF狂热推销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我们即将看到一个国际货币的“战国时代”，即将看到国际政治格局真正的“多边时代”，即将看到学术思想文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再过30年，中国 不仅要成为经济金融货币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而且将成为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
（向松祚博士为知名经济学者；彭晓光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8年10月26日 18:41 北京晚报
向松祚 彭晓光
●所谓“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这种思潮一度影响着世界。
●华尔街危机预示着“新蒙昧主义”的破产。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刻意安排，正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重要时刻，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球西 边的美国和英国到东边的日本和韩国，从南端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到北端的冰岛、俄罗斯，从富裕的工业国家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一能够幸免。曾经那么财雄势 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巨头，顷刻间就轰然倒塌、灰飞烟灭；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烟消云散；从总统、财长、央行行长到街头徘徊的贩夫走卒，面对全球经济面临长期 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难以排解的疑问：金融危机何时能够风平浪静？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活力？
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假若我们愿意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两大历史事件恰 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具体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 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
揭开“新蒙昧主义”的面纱
最近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华尔街爆发的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的思潮或者说信念，已经破产！被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不仅仅 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不仅仅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投机性金融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美元霸权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将颠覆笼罩在世界许 多人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一种曾经被灌输给世界人民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在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报道、分析和评论中，有一股愈来愈强烈、愈来愈一致的声音，那就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正是盎格鲁－萨克逊的经济哲学和历史观念造就了华尔街的极度贪婪和疯狂投机，它让全世界人民共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华尔街金融海啸最深层次的根源。
那种弥漫全世界的思潮或迷信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一种“新蒙昧主义”，也就是一种“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
为什么我们叫它“新蒙昧主义”？因为“旧蒙昧主义”是指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人们思维意识的时代，是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 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历经千辛万苦和无数斗士的不懈努力，欧洲终于摆脱了“旧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黑暗的 欧洲改造成为人类多方面的开拓者。然而，人类命运的确符合物极必反的辨证哲理。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当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一 种“新蒙昧主义”也应运而生了。
最初也是最持久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
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新蒙昧主义”，等到20世纪更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所发明的“历史终结学说”，这种学说宣称：“美国模式 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渗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 美国外交战略的所谓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策略，正是历史终结论的具体实施。
美国模式的“神化”
当我们谈论和批评“新蒙昧主义”的时候，绝不是要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赖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
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每一个民族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 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把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不分彼此地强加给所有国家，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 为借口，去抢夺或侵占或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
相反，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不分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
“新蒙昧主义”是一个世界现象。在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的确代表人类的未来。
“华盛顿共识”的灾难
“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货币领域有什么具体表现呢？很简单，就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包括：（1）主张不论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 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让外资掌控本国所有产业和企业；（2）主张不论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 基金完全不加监管；（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所谓比较优势原理，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 的浮动汇率体系；（5）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6）肆无忌惮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所谓金融创新。
任何稍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主张绝对不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历史的正确总结，也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术一 致的或毫无争议的主张，更没有任何严格逻辑和事实为依据。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IMF在试图单边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的极端政策措施。人们正确地将华盛顿共识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 几个亚洲国家，早就抛弃了“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 己手里。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世界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完全的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
斯蒂格利兹教授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是西方经济学大师，然而，2002年，他提出 警告：“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创 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经验本身，就是对华盛顿共识有力的驳斥。新蒙昧主义者的中国信条包括：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中国资本市 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对外资开放甚至让外资控股，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 是徒劳的，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等。然而，中国恰恰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市 场经济道路，而“新蒙昧主义”自身已江河日下了。今天那些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完全吓蒙了。两周前，一位有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在美国彭博电视台感叹：我们一直希望以美国为师，看来现在我们要自己学会走路了。
说得好！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都在反思和批评美国华尔街模式，我们已经听到重建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强大呼声，IMF狂热推销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我们即将看到一个国际货币的“战国时代”，即将看到国际政治格局真正的“多边时代”，即将看到学术思想文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再过30年，中国 不仅要成为经济金融货币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而且将成为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国和强国。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
（向松祚博士为知名经济学者；彭晓光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lundi 27 octobre 2008
一个电话背后看到的中国国际地位之变迁
http://forum.ch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16755&agMode=1&com.trs.idm.gSessionId=1547F9196992AF56E0C544B7D2814016
一个电话背后看到的中国国际地位之变迁
前天晚上，美国总统布什致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就召开国际金融峰会、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交换了看法，布什表示G8国家准备召开一次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的协调会，并主动邀请中国参加。实际上，这只是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始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主动打电话给中国政府的一次。9月22日， 胡
锦涛主席也应约与布什通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及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一情景使我不由想起了109年前的"门户开放"事件。当时西方列强正在进行一场瓜分中国的竞赛，后起的美国看着着急，便出台了一份要求所有国家在中国享 有平等商业贸易权的政策，其中还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这一政策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出台，直接送到了英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手 中。尽管照会是关于中国的事，但美国并没有告诉中国政府。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当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质询美国国务院时，对方竟然不作任何解释。
我还想起58年朝鲜战争时的另一件事。朝鲜战争爆发后，打着联合国名义的美国军队迅速在仁川登陆，有效遏制了北朝鲜的攻势并将其压回三八线。中国总理周恩 来马上转托印度外长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政府将被迫采取措施。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听而不闻，结果导致了双方僵持3年之 久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显现。
这三个事件十分形象地标志着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地位变化的不同阶段，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沉浮变迁。第一个事件是关于中国的事，但美国却视中国为 无物，甚至在中国政府找上门后依然不理不睬；第二个事件是关于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但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却在朝鲜战争后与 中国建立了大使级会谈的机制；第三个事件主要是美国的事，但它却主动联系中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全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毋庸置疑，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上升，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自身的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都在发生着指数性的增长。美国在上述三个事件中的不同态度，也的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事实。不过，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不同行为的 共同落脚点还是如何维护与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主动致电中国这个事件本身反映的最主要问题应是美国的处境，而不是中国的地位问题。我们是否真的 就此认为中国到了能够拯救美国和拯救世界的地步？成了美国的救世主？就像很多媒体所热议的中国要不要出手救市？
我以为，在庆幸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在沾沾自喜中国大国崛起的同时，还是该多看看已经显现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毕竟，中国的人均 收入在全世界排名100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即使是按许多经济学家所钟爱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经济总量也只占全球 经济的10%左右。比比美国，中国13亿人在2007年的消费额约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就达到了9.7万亿美元。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么？
一个电话背后看到的中国国际地位之变迁
前天晚上，美国总统布什致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就召开国际金融峰会、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交换了看法，布什表示G8国家准备召开一次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的协调会，并主动邀请中国参加。实际上，这只是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始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主动打电话给中国政府的一次。9月22日， 胡
锦涛主席也应约与布什通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及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一情景使我不由想起了109年前的"门户开放"事件。当时西方列强正在进行一场瓜分中国的竞赛，后起的美国看着着急，便出台了一份要求所有国家在中国享 有平等商业贸易权的政策，其中还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这一政策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出台，直接送到了英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手 中。尽管照会是关于中国的事，但美国并没有告诉中国政府。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当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质询美国国务院时，对方竟然不作任何解释。
我还想起58年朝鲜战争时的另一件事。朝鲜战争爆发后，打着联合国名义的美国军队迅速在仁川登陆，有效遏制了北朝鲜的攻势并将其压回三八线。中国总理周恩 来马上转托印度外长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政府将被迫采取措施。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听而不闻，结果导致了双方僵持3年之 久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显现。
这三个事件十分形象地标志着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地位变化的不同阶段，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沉浮变迁。第一个事件是关于中国的事，但美国却视中国为 无物，甚至在中国政府找上门后依然不理不睬；第二个事件是关于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但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却在朝鲜战争后与 中国建立了大使级会谈的机制；第三个事件主要是美国的事，但它却主动联系中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全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毋庸置疑，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上升，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自身的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都在发生着指数性的增长。美国在上述三个事件中的不同态度，也的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事实。不过，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不同行为的 共同落脚点还是如何维护与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主动致电中国这个事件本身反映的最主要问题应是美国的处境，而不是中国的地位问题。我们是否真的 就此认为中国到了能够拯救美国和拯救世界的地步？成了美国的救世主？就像很多媒体所热议的中国要不要出手救市？
我以为，在庆幸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在沾沾自喜中国大国崛起的同时，还是该多看看已经显现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毕竟，中国的人均 收入在全世界排名100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即使是按许多经济学家所钟爱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经济总量也只占全球 经济的10%左右。比比美国，中国13亿人在2007年的消费额约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就达到了9.7万亿美元。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么？
世界经济四大接近：从索罗斯裁定中国胜出谈起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715367,00.html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日子里，世界各地在谈美国的同时也都在谈中国，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等门槛国家身上，许多人称中国是赢家。然而，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对德 国世界报说中国是大赢家，份量却又不一样。德国之声记者平心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显示的并非简单的是中国的“赢”或美国的“输”，而更是一种大调整，说穿 了，是世界经济的大接近。
索罗斯如是说
德国世界报在线记者问道，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剧烈改变全球金融世界？美国将失去它的最高地位，象欧洲一样，将拥有许多国有化的银行和巨额的债务，而共产党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的新强权。
索罗斯的答复是："美国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它已经减弱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始终保持着经常项目赤字。中国人和各产油国则获得了赢余。我们消费多于 生产。在我们把债务越堆越高之际，他们在储蓄，在创造财富。这个趋势将持续：中国人会获得世界上更多的份额，因为他们会把他们的美元储备和美国国家债券变 成实业。这将改变权力分配。权力之向亚洲方向推移是美国在过去25年里造孽的结果。"
此前，索罗斯以更多的语言表达了他的观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并非仅仅是次贷引起的，次贷只是导火索，而美国实际上25年来已经在危机的火山上生存，不断增加债务，总相信危机会自然消失。然而事实表明，危机是不会自然消失的。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将改变金融世界，而且将给经济和意识形态带来大调整，这种大调整体现为东西方之间的以下四大接近。
意识形态的接近：国家重返经济领域
日前，德国媒体把卢森堡人、欧元区主席荣克称为"欧洲最聪明的人"，原因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真实到来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停止了。"荣克指的是：美国国家现在被迫放弃它的自由经济原则，而大规模收购大型商业银行。没几天后，这个事实也到了欧洲。
这个意识形态本来是东方的，中国的，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三十年来私有化剧烈，私有经济已占了大半江山，但是，大银行、保险公司等基本上还握在国 家手中。说是基本上，是因为，这些大商业银行也上了市，相当多的股份也到了老百姓手中（私有化），但国家仍然掌握了一半以上，那些不出售的股份。此外，外 资银行也可以进入中国了。因此，中国总的趋势是在走向包括银行在内的私有化，但始终保有一种“国有情结”。
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批评中国国家管控太多，尤其是金融领域。现在，在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却也不得不走"回头路"，把很多银行给国有化了。
其实，国家控制的因素、保护的因素，从来就没有完全离开西方的迹象。这些年多哈回合谈不下来，关键的就是北方（西方）和南方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西方为了 保护自己的农民的利益，始终无法放弃补贴这种"社会主义"做法。至于当前这种"应急"做法会持续多少年，现在还不好说。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会被迫更多地放 弃"社会主义"。
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各国自己的切身利益还是最重要的指导因素。经济"意识形态"，就象各国的福利政策一样，互相之间会有不断的接近与调整。总的方向是接近。
经济地位的接近：西衰加速东盛
这些日子，全世界都在救市。比如美国7000亿（美元），德国近5000亿（欧元）。现在谁都不知道，万一拿出那么多钱还挽不回民众的信心，万一在这之后还下滑，整个经济会是怎么一个局面，是否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更糟。
但即使金融危机能够从此止住，经济衰退可能也一时无法止住。有专家说，美国恢复元气至少要5年时间。比尔.盖茨10月5日还表示，现阶段金融危机不会导致 经济整体衰退。但在13日他就说：美国经济正在走向"非常严重的衰退"。另有报导说，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第三、四季度美国经济将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似乎并无大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本管制和大量财政盈余三大优势，相较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更为 安然地度过危机。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8个百分点，但仍达10.4%，"中国经济目前 还是处在一个较快增长阶段。"有其他专家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9－10％之间。仍然在世界上处于增长速度领先地位。
姚景源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幅回落了5.7%，对美国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个位数（8.9%），但仍在增长。而中国现在在加大内需方面努力，经济的较快增长是有保障的。
要说泡沫，其实中国绝不比美国少和小。笔者最近去了上海新开放的环球金融中心大楼。这个超高大楼出租率目前还不到一半，而更高达720米以上的"上海塔" 已经要开工，那附近有许多工地。这些都有泡沫因素。住房的泡沫更大。但是，中国多少年来就一直这样踏着泡沫走着，其势至今不衰。美国的泡沫按索罗斯的说法 是在25年后破灭的。中国是否会在多少年后破灭，现在谁也说不准。但目前还没有大破灭的迹象。而中国的发展，正如许多专家说的，必须保持高速度，否则就会 一下触底。
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仍在不断地改革与变迁，而这将在相当长时间里抵消泡沫破灭的压力。比如，一些外资内资由于中国沿海工资成本的提高而移向境外，但也有不 少正在向中国"比较内地"的地方转移，比如从广东沿海转到广西沿海，从长江流域转向海河流域等。还有，新出炉的农村土地改革，虽不彻底，而且可能会导致新 的许多的腐败案，但却也会带来好几年的一种冲劲。几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自然灾害后的重建等，都给中国带来许多动力。
从当前的趋势看，中国和东方其它新兴工业国较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是可能的。原来人们估计，中国可能在30年左右时间内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但如果美国衰个几年，这个估计自然就需要修改了。也就是说，时间会更短。
金融市场的接近：从隔绝到无法隔绝
中国加入世贸，迫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局部对外开放，使中国与西方的金融市场接近。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中国的股市跟西方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股市是没有牵连的。去年年初中国股市"打喷嚏"，一度引起世界"感冒"。但后来人们发现，那只是多余的心理紧张造成的。
可是，现在中国的股市似乎又跟西方同步了。明明中国国内的经济数字还相当不错，中国政府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但愣是止不住沪深股市的颓势。晚上美国、欧洲股市跌了，第二天中国股市也跌。
不能据此说中国与世界股市已经挂上钩了。但是，接近是明显的。这里有很大的心理因素，但也有实质性的因素，两者是结合的。比如，人们知道，中国一些银行也 "卷入"了美国一些破产或接近破产银行的债主行列，导致中国这些银行的"实力"削减，于是，他们的中国股民便开始抛出这些银行的股票，于是所有股票都开始 了下滑之行。这里虽然大半还是心理因素，大半还是中国股市的那种"无理性"，但却是有实质性为一定的基础的。
中国与世界金融的关系只能越走越密，许多金融产品发生了大接触，因此是无可避免的：即使是非直接接触的股市，也有了直接的影响。更何况金融其它的方面，那些有直接穿插的。
货币的接近：人民币走向实际自由兑换
几个月前，我们还在陈述一个事实：中国称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大升，但实际上，它只是对美元升，对欧元、英镑、日元等其它西方主要货币根本没动，甚至还略有贬值。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币只是更多地挂靠了欧元等，跟着有所浮动。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汇率提升是虚的。
但是这几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外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从8月11日至9月8日间，欧元兑人民币贬值5.45%。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说："过去两个月中，人民币兑欧元已经累计升值15％，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更加反映出基本面。"
这个新情况表明，人民币对外汇已经不是单一地跟谁挂靠的问题了，而似乎真的接近于三年前说的"一揽子"。最近还出现了大幅跳跃的现象。比如，在这些天欧洲各国推出救市计划后，欧元上扬，仅昨天一天，人民币对欧元就大幅贬值411个基点。
用易纲的话说，叫"人民币汇率更加反映出基本面"。或者可以换句话说，人民币已经接近自由兑换的那个"点"了。
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香港著名实业投资家的文章，里面给中国金融业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一点是"考虑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利用人民币来对冲美元通货膨胀 输出的危机"。如果说人民币的浮动情况已经接近了自由兑换的实际可能情况，这个问题似乎是可以提到中国的金融日程表上来了。
中国证券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黄小鹏的文章，建议发行熊猫债券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这篇文章针对的是中国是否应该放贷来帮助西方度过金融危机的问题。这位 专家指出，经济学家把无法用本币从外国借入贷款，从而由借款国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的情形称为“原罪”。中国可以为美国救援计划提供融资，但美国财政部须通过 在香港或上海的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来完成。美国拿到这笔人民币资金后，再向中国内行或外汇市场购买美元汇回国内，用于救援，发行后的债券可 以转让，"形成一个熊猫债券的二级市场"。
如果采取上述方式，美国要偿还的是将来持续升值的人民币，而不是可能会继续贬值的美元。这对中国自然大有好处。
人民币在世界上，尤其在周边国家，已经拥有相当强势的地位，几乎成了硬通货。缺的只是自由兑换了。而现在，无论是否很快实施自由兑换，中国和它的人民币确实有很多潜在的机会，不仅是加强人民币地位的机会，也是让中国转换它的货币持有比例的机会。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着的不光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怎么走，对世界能在多长时间里走出当前危机，确实是个重要问题。中国能否抓住机会，变危 机为利益，对中国自然也是很重要的，首先是个经济策略和战略问题。与此同时，世界的经济大接近，世界金融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已经在进行着。将会持续很多 年。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
平心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日子里，世界各地在谈美国的同时也都在谈中国，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等门槛国家身上，许多人称中国是赢家。然而，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对德 国世界报说中国是大赢家，份量却又不一样。德国之声记者平心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显示的并非简单的是中国的“赢”或美国的“输”，而更是一种大调整，说穿 了，是世界经济的大接近。
索罗斯如是说
德国世界报在线记者问道，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剧烈改变全球金融世界？美国将失去它的最高地位，象欧洲一样，将拥有许多国有化的银行和巨额的债务，而共产党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的新强权。
索罗斯的答复是："美国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它已经减弱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始终保持着经常项目赤字。中国人和各产油国则获得了赢余。我们消费多于 生产。在我们把债务越堆越高之际，他们在储蓄，在创造财富。这个趋势将持续：中国人会获得世界上更多的份额，因为他们会把他们的美元储备和美国国家债券变 成实业。这将改变权力分配。权力之向亚洲方向推移是美国在过去25年里造孽的结果。"
此前，索罗斯以更多的语言表达了他的观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并非仅仅是次贷引起的，次贷只是导火索，而美国实际上25年来已经在危机的火山上生存，不断增加债务，总相信危机会自然消失。然而事实表明，危机是不会自然消失的。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将改变金融世界，而且将给经济和意识形态带来大调整，这种大调整体现为东西方之间的以下四大接近。
意识形态的接近：国家重返经济领域
日前，德国媒体把卢森堡人、欧元区主席荣克称为"欧洲最聪明的人"，原因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真实到来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停止了。"荣克指的是：美国国家现在被迫放弃它的自由经济原则，而大规模收购大型商业银行。没几天后，这个事实也到了欧洲。
这个意识形态本来是东方的，中国的，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三十年来私有化剧烈，私有经济已占了大半江山，但是，大银行、保险公司等基本上还握在国 家手中。说是基本上，是因为，这些大商业银行也上了市，相当多的股份也到了老百姓手中（私有化），但国家仍然掌握了一半以上，那些不出售的股份。此外，外 资银行也可以进入中国了。因此，中国总的趋势是在走向包括银行在内的私有化，但始终保有一种“国有情结”。
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批评中国国家管控太多，尤其是金融领域。现在，在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却也不得不走"回头路"，把很多银行给国有化了。
其实，国家控制的因素、保护的因素，从来就没有完全离开西方的迹象。这些年多哈回合谈不下来，关键的就是北方（西方）和南方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西方为了 保护自己的农民的利益，始终无法放弃补贴这种"社会主义"做法。至于当前这种"应急"做法会持续多少年，现在还不好说。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会被迫更多地放 弃"社会主义"。
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各国自己的切身利益还是最重要的指导因素。经济"意识形态"，就象各国的福利政策一样，互相之间会有不断的接近与调整。总的方向是接近。
经济地位的接近：西衰加速东盛
这些日子，全世界都在救市。比如美国7000亿（美元），德国近5000亿（欧元）。现在谁都不知道，万一拿出那么多钱还挽不回民众的信心，万一在这之后还下滑，整个经济会是怎么一个局面，是否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更糟。
但即使金融危机能够从此止住，经济衰退可能也一时无法止住。有专家说，美国恢复元气至少要5年时间。比尔.盖茨10月5日还表示，现阶段金融危机不会导致 经济整体衰退。但在13日他就说：美国经济正在走向"非常严重的衰退"。另有报导说，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第三、四季度美国经济将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似乎并无大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本管制和大量财政盈余三大优势，相较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更为 安然地度过危机。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8个百分点，但仍达10.4%，"中国经济目前 还是处在一个较快增长阶段。"有其他专家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9－10％之间。仍然在世界上处于增长速度领先地位。
姚景源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幅回落了5.7%，对美国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个位数（8.9%），但仍在增长。而中国现在在加大内需方面努力，经济的较快增长是有保障的。
要说泡沫，其实中国绝不比美国少和小。笔者最近去了上海新开放的环球金融中心大楼。这个超高大楼出租率目前还不到一半，而更高达720米以上的"上海塔" 已经要开工，那附近有许多工地。这些都有泡沫因素。住房的泡沫更大。但是，中国多少年来就一直这样踏着泡沫走着，其势至今不衰。美国的泡沫按索罗斯的说法 是在25年后破灭的。中国是否会在多少年后破灭，现在谁也说不准。但目前还没有大破灭的迹象。而中国的发展，正如许多专家说的，必须保持高速度，否则就会 一下触底。
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仍在不断地改革与变迁，而这将在相当长时间里抵消泡沫破灭的压力。比如，一些外资内资由于中国沿海工资成本的提高而移向境外，但也有不 少正在向中国"比较内地"的地方转移，比如从广东沿海转到广西沿海，从长江流域转向海河流域等。还有，新出炉的农村土地改革，虽不彻底，而且可能会导致新 的许多的腐败案，但却也会带来好几年的一种冲劲。几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自然灾害后的重建等，都给中国带来许多动力。
从当前的趋势看，中国和东方其它新兴工业国较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是可能的。原来人们估计，中国可能在30年左右时间内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但如果美国衰个几年，这个估计自然就需要修改了。也就是说，时间会更短。
金融市场的接近：从隔绝到无法隔绝
中国加入世贸，迫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局部对外开放，使中国与西方的金融市场接近。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中国的股市跟西方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股市是没有牵连的。去年年初中国股市"打喷嚏"，一度引起世界"感冒"。但后来人们发现，那只是多余的心理紧张造成的。
可是，现在中国的股市似乎又跟西方同步了。明明中国国内的经济数字还相当不错，中国政府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但愣是止不住沪深股市的颓势。晚上美国、欧洲股市跌了，第二天中国股市也跌。
不能据此说中国与世界股市已经挂上钩了。但是，接近是明显的。这里有很大的心理因素，但也有实质性的因素，两者是结合的。比如，人们知道，中国一些银行也 "卷入"了美国一些破产或接近破产银行的债主行列，导致中国这些银行的"实力"削减，于是，他们的中国股民便开始抛出这些银行的股票，于是所有股票都开始 了下滑之行。这里虽然大半还是心理因素，大半还是中国股市的那种"无理性"，但却是有实质性为一定的基础的。
中国与世界金融的关系只能越走越密，许多金融产品发生了大接触，因此是无可避免的：即使是非直接接触的股市，也有了直接的影响。更何况金融其它的方面，那些有直接穿插的。
货币的接近：人民币走向实际自由兑换
几个月前，我们还在陈述一个事实：中国称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大升，但实际上，它只是对美元升，对欧元、英镑、日元等其它西方主要货币根本没动，甚至还略有贬值。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币只是更多地挂靠了欧元等，跟着有所浮动。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汇率提升是虚的。
但是这几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外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从8月11日至9月8日间，欧元兑人民币贬值5.45%。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说："过去两个月中，人民币兑欧元已经累计升值15％，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更加反映出基本面。"
这个新情况表明，人民币对外汇已经不是单一地跟谁挂靠的问题了，而似乎真的接近于三年前说的"一揽子"。最近还出现了大幅跳跃的现象。比如，在这些天欧洲各国推出救市计划后，欧元上扬，仅昨天一天，人民币对欧元就大幅贬值411个基点。
用易纲的话说，叫"人民币汇率更加反映出基本面"。或者可以换句话说，人民币已经接近自由兑换的那个"点"了。
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香港著名实业投资家的文章，里面给中国金融业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一点是"考虑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利用人民币来对冲美元通货膨胀 输出的危机"。如果说人民币的浮动情况已经接近了自由兑换的实际可能情况，这个问题似乎是可以提到中国的金融日程表上来了。
中国证券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黄小鹏的文章，建议发行熊猫债券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这篇文章针对的是中国是否应该放贷来帮助西方度过金融危机的问题。这位 专家指出，经济学家把无法用本币从外国借入贷款，从而由借款国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的情形称为“原罪”。中国可以为美国救援计划提供融资，但美国财政部须通过 在香港或上海的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来完成。美国拿到这笔人民币资金后，再向中国内行或外汇市场购买美元汇回国内，用于救援，发行后的债券可 以转让，"形成一个熊猫债券的二级市场"。
如果采取上述方式，美国要偿还的是将来持续升值的人民币，而不是可能会继续贬值的美元。这对中国自然大有好处。
人民币在世界上，尤其在周边国家，已经拥有相当强势的地位，几乎成了硬通货。缺的只是自由兑换了。而现在，无论是否很快实施自由兑换，中国和它的人民币确实有很多潜在的机会，不仅是加强人民币地位的机会，也是让中国转换它的货币持有比例的机会。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着的不光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怎么走，对世界能在多长时间里走出当前危机，确实是个重要问题。中国能否抓住机会，变危 机为利益，对中国自然也是很重要的，首先是个经济策略和战略问题。与此同时，世界的经济大接近，世界金融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已经在进行着。将会持续很多 年。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
平心
dimanche 19 octobre 2008
知识的傲慢与权力的傲慢
http://www.china.com.cn/review/txt/2008-10/18/content_16631112.htm
作者：许斌
不要回避实质问题，是《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后，究竟激起了怎样的社会反响？
尽管在意见表达的过程中，公众往往也使用了看不懂一词，但此看不懂非彼看不懂，非官员、部分学者口中的看不懂，其意思是：因为表述模糊，看起来无比正确的原则、目标，其实很难落到实处；种种现实弊端，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造成更大的危害。此一看不懂中，包含着愤怒。
就是说，公众并非没有看懂意见稿，而是公众在质疑其实际效力。出于对自己以及他人切身利益的关切，他们要求参与讨论、确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每一细节。因 为意见稿近似“八股”，充斥着“正确的废话”，导致他们几乎失去了发表意见的可能，他们已经开始在怀疑公布这样一份意见稿的动机。
掩之以彼种看不懂，仿佛只牵涉到公众专业知识水平高低似的，是在回避实质问题。
回避中有知识的傲慢，如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云：因为普通老百姓缺乏专业知识，他们的意见一般只是给公共决策提供方向性的选择。大致是说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得更 好、病有所医，公共决策精英参考其意见，制定出来的方案、措施一定能帮他们实现希望，老百姓只要乐享其成就行了。是谓“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大类某一种对 “孔子日”的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作遵循、服从讲。（《成都商报》）
纯学术范围内，傲慢不一定坏事，反而可能是坚持一己之信念、“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学术品质，可谓高贵的孤独，然而当学术范围内的意见极可能形成为公共政策 时，坚持孤独则不免落寞，被人质疑、被人抛弃。因为在现代社会，公众才是公共政策的终极决定者，公众都不能明确某种公共政策究竟说了些什么、能起到什么作 用，当然就无法做出决定，某种公共政策会永远被“束之高阁”、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就应该是通俗易懂的，绝大多数公众一眼就能明了将 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以医疗改革意见稿而言，要解释清楚公众质疑的问题，即具体建立何种程序、动用何种办法使原则、目标能落到实处并不难，关键只是愿不愿 意解释清楚。
不愿意中有权力的傲慢，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卫生处任伟处长说：看不懂并不构成问题，随着医改方案的相关配套文件如“基本药物政策”等的出台，老百姓可以从 切身利益的变化中理解这次医疗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傲慢之处在于，毫不以公众质疑为忧，自信无论公众能否看懂，方案都可以通过，或者正因为看不懂，才更 好通过。恐怖之处在于，尽皆是“正确的废话”的意见稿一经通过，部门、机构、特定的人便拥有了对“正确的废话”的解释权，任何一种具体措施，说是符合意见 稿的规定就符合，说不符合也就不符合，完全掌握了政策的伸缩性，公共政策有变成部门、机构、特定人群的专有政策、摇钱树的危险。
权力傲慢的基础是宪法原则、公民权利旁落，行政权力一股独大，虽偶有杰出表现，但更多时候，却是强权姿肆民受其害，纵是一时的风云际会，也免不了“人亡政 息”的结果。而坚持宪法原则、张扬公民权利，天才的思想，一时或不能被理解、形成公共政策，但发生机率不高，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对公民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 抱有信心，天才的思想、天才的设计，虽遭一时埋没，却很快有大放光芒的时候。最主要是任何时候，公民权利底线都不会被肆意践踏，此谓最不坏的制度设计。
由此想到上述“孔子日”的另一种句读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可以作运用讲，具备一定专业技能、并愿意服务社会者，要提供方便使他们参 与决策、执行公共政策，而不具备专业技能者，至少，要清清楚楚将公共政策的细微之处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特定语境下，可以引申为只要公众对公共政策 有不明白之处，就要千方百计使他们明白，明白以后，就可以“使由之”，可以参与讨论、确立并执行公共政策了。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句读方式。
文章来源: 中国网
作者：许斌
不要回避实质问题，是《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后，究竟激起了怎样的社会反响？
尽管在意见表达的过程中，公众往往也使用了看不懂一词，但此看不懂非彼看不懂，非官员、部分学者口中的看不懂，其意思是：因为表述模糊，看起来无比正确的原则、目标，其实很难落到实处；种种现实弊端，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造成更大的危害。此一看不懂中，包含着愤怒。
就是说，公众并非没有看懂意见稿，而是公众在质疑其实际效力。出于对自己以及他人切身利益的关切，他们要求参与讨论、确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每一细节。因 为意见稿近似“八股”，充斥着“正确的废话”，导致他们几乎失去了发表意见的可能，他们已经开始在怀疑公布这样一份意见稿的动机。
掩之以彼种看不懂，仿佛只牵涉到公众专业知识水平高低似的，是在回避实质问题。
回避中有知识的傲慢，如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云：因为普通老百姓缺乏专业知识，他们的意见一般只是给公共决策提供方向性的选择。大致是说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得更 好、病有所医，公共决策精英参考其意见，制定出来的方案、措施一定能帮他们实现希望，老百姓只要乐享其成就行了。是谓“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大类某一种对 “孔子日”的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作遵循、服从讲。（《成都商报》）
纯学术范围内，傲慢不一定坏事，反而可能是坚持一己之信念、“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学术品质，可谓高贵的孤独，然而当学术范围内的意见极可能形成为公共政策 时，坚持孤独则不免落寞，被人质疑、被人抛弃。因为在现代社会，公众才是公共政策的终极决定者，公众都不能明确某种公共政策究竟说了些什么、能起到什么作 用，当然就无法做出决定，某种公共政策会永远被“束之高阁”、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就应该是通俗易懂的，绝大多数公众一眼就能明了将 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以医疗改革意见稿而言，要解释清楚公众质疑的问题，即具体建立何种程序、动用何种办法使原则、目标能落到实处并不难，关键只是愿不愿 意解释清楚。
不愿意中有权力的傲慢，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卫生处任伟处长说：看不懂并不构成问题，随着医改方案的相关配套文件如“基本药物政策”等的出台，老百姓可以从 切身利益的变化中理解这次医疗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傲慢之处在于，毫不以公众质疑为忧，自信无论公众能否看懂，方案都可以通过，或者正因为看不懂，才更 好通过。恐怖之处在于，尽皆是“正确的废话”的意见稿一经通过，部门、机构、特定的人便拥有了对“正确的废话”的解释权，任何一种具体措施，说是符合意见 稿的规定就符合，说不符合也就不符合，完全掌握了政策的伸缩性，公共政策有变成部门、机构、特定人群的专有政策、摇钱树的危险。
权力傲慢的基础是宪法原则、公民权利旁落，行政权力一股独大，虽偶有杰出表现，但更多时候，却是强权姿肆民受其害，纵是一时的风云际会，也免不了“人亡政 息”的结果。而坚持宪法原则、张扬公民权利，天才的思想，一时或不能被理解、形成公共政策，但发生机率不高，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对公民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 抱有信心，天才的思想、天才的设计，虽遭一时埋没，却很快有大放光芒的时候。最主要是任何时候，公民权利底线都不会被肆意践踏，此谓最不坏的制度设计。
由此想到上述“孔子日”的另一种句读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可以作运用讲，具备一定专业技能、并愿意服务社会者，要提供方便使他们参 与决策、执行公共政策，而不具备专业技能者，至少，要清清楚楚将公共政策的细微之处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特定语境下，可以引申为只要公众对公共政策 有不明白之处，就要千方百计使他们明白，明白以后，就可以“使由之”，可以参与讨论、确立并执行公共政策了。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句读方式。
文章来源: 中国网
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
http://www.cul-studies.com/community/ganyang/200607/4194.html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
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
代“政治民族”。本文将首先简略讨论“政治民族”的概念，以便指出，对中
国政治改革方向和方案的讨论有必要从“政治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加以考
虑。
１、何为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
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
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
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
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
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
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Political Writings，１９９４）。韦伯的
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
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
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
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
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
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
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
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
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
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
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
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
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
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
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２、政治民族与大众民主
但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
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
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
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
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
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
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
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但是一当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高度分殊化，这样
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因为它
事实上将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
韦伯由此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注定要没落，而且老式的欧洲自由
主义政治即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同样注定没落，因为它们都把政治过程局限在
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从而无法将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
政治过程之中（英国本身从自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始于１８６７年改革法案）。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
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
国政治之中。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
（mass party）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
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
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
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
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contingent
consensus）。韦伯特别强调，选举政治发达的最深刻政治意义实际在于它使
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
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
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经济发达民族尽管社会
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the habit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从而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
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韦伯断
言，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３、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
韦伯由此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
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
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
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
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 nation
entirely lacking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education）。尤其是，一个落
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
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
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
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
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
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
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
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
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
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
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恰恰表明德国资产阶
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
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
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
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
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
致法律与秩序的崩溃。
４、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
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
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
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
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
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从本文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
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
日益多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
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
侩主义”（political philistinism），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已
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事实上，由于政治改革的
一再延误，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其集中表现就是日益
突出的所谓“中央与地方”这一基本张力。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
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
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
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非政治民族”，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使社会
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事实上并
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亦即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诉诸
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
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acy）。
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
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
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
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诚如韦伯早就
深刻见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于全民直
选，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社会高度分
殊化条件下，加强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不妨说，无
名无姓的社会大众乃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天子”，而扩大大众民主实无异于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代式！
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
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
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
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
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
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
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
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所有这
些宪政安排都旨在使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将其权力正当性直接立足于最广大的民
众基础之上，以确保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绝对不受各州政治权力的挑战，从而
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一个松散的各州邦联最终成熟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
顺便应当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尽管不同，但在诉诸全民直选以奠定中央权力
正当性基础上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议会制国家在中央权力不足时最常采用的做
法就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以从社会大众的直接支持中获取新的权力正当性基
础
５、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
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
的中央权力之落实。这一论述方向与今日大多数人强烈主张“地方权力”的倾
向多少有些背道而驰。但我以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今天讨论中国政治的
未来发展时，不能完全仅从目前的权益之计出发，而必须同时有基本政治理念
的视野。与本文有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问题实际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究
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重温美国建国时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是不
无启发的。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当时的全部论战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反联邦党人
主张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地区共同体而非每一个人，因此主权在地区共同
体。这一政治原则直接体现为１７８１年“邦联条款”的前言，即美国是由各
州为单位所构成的“洲际联盟”（Uninion between the States）。相反，联
邦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则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直接受自于作为个人的
每一公民个体，而非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体，不管是省、市、乡、村。这
一政治原则集中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的著名首句：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其根本重要性即在于，美国联邦作为一国政治社会，不
再是由各地方共同体权威当局所组成，而是直接由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所
组成。也因此，联邦中央政府乃是每一公民个人的直接代表，而非地方共同体
当局们的仆人。
总之，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
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
则。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组建原则从来是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
回摆动，从未以个人本位原则建立。如果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以国家独立和
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么近年来似乎不无另一种
危险，即以“地方”这种次大群体再度障蔽了个体。似乎个体在一个较小群体
中就必然比在一个较大群体中有更多的自由。这其实正是反联邦党人当年的最
根本论证，即所谓“共同体越小，民主越易”。但联邦党人对现代民主的最大
贡献恰恰就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保障的西方传统论点，
明确奠定了一条决然相反的民主原则：“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the
larger the society，the more duly capable it will be of self-
government）。联邦党人的这一理念及美国民主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使我们
有理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传统并不必然构成中国走向民
主的障碍，相反，在充分发展大众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或将极大
地有助于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
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
代“政治民族”。本文将首先简略讨论“政治民族”的概念，以便指出，对中
国政治改革方向和方案的讨论有必要从“政治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加以考
虑。
１、何为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
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
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
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
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
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
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Political Writings，１９９４）。韦伯的
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
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
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
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
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
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
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
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
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
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
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
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
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
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
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２、政治民族与大众民主
但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
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
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
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
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
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
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
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但是一当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高度分殊化，这样
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因为它
事实上将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
韦伯由此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注定要没落，而且老式的欧洲自由
主义政治即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同样注定没落，因为它们都把政治过程局限在
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从而无法将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
政治过程之中（英国本身从自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始于１８６７年改革法案）。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
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
国政治之中。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
（mass party）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
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
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
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
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contingent
consensus）。韦伯特别强调，选举政治发达的最深刻政治意义实际在于它使
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
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
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经济发达民族尽管社会
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the habit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从而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
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韦伯断
言，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３、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
韦伯由此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
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
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
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
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 nation
entirely lacking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education）。尤其是，一个落
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
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
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
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
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
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
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
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
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
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
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恰恰表明德国资产阶
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
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
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
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
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
致法律与秩序的崩溃。
４、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
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
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
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
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
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从本文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
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
日益多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
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
侩主义”（political philistinism），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已
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事实上，由于政治改革的
一再延误，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其集中表现就是日益
突出的所谓“中央与地方”这一基本张力。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
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
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
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非政治民族”，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使社会
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事实上并
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亦即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诉诸
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
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acy）。
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
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
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
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诚如韦伯早就
深刻见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于全民直
选，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社会高度分
殊化条件下，加强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不妨说，无
名无姓的社会大众乃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天子”，而扩大大众民主实无异于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代式！
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
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
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
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
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
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
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
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所有这
些宪政安排都旨在使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将其权力正当性直接立足于最广大的民
众基础之上，以确保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绝对不受各州政治权力的挑战，从而
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一个松散的各州邦联最终成熟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
顺便应当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尽管不同，但在诉诸全民直选以奠定中央权力
正当性基础上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议会制国家在中央权力不足时最常采用的做
法就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以从社会大众的直接支持中获取新的权力正当性基
础
５、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
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
的中央权力之落实。这一论述方向与今日大多数人强烈主张“地方权力”的倾
向多少有些背道而驰。但我以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今天讨论中国政治的
未来发展时，不能完全仅从目前的权益之计出发，而必须同时有基本政治理念
的视野。与本文有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问题实际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究
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重温美国建国时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是不
无启发的。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当时的全部论战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反联邦党人
主张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地区共同体而非每一个人，因此主权在地区共同
体。这一政治原则直接体现为１７８１年“邦联条款”的前言，即美国是由各
州为单位所构成的“洲际联盟”（Uninion between the States）。相反，联
邦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则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直接受自于作为个人的
每一公民个体，而非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体，不管是省、市、乡、村。这
一政治原则集中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的著名首句：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其根本重要性即在于，美国联邦作为一国政治社会，不
再是由各地方共同体权威当局所组成，而是直接由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所
组成。也因此，联邦中央政府乃是每一公民个人的直接代表，而非地方共同体
当局们的仆人。
总之，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
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
则。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组建原则从来是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
回摆动，从未以个人本位原则建立。如果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以国家独立和
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么近年来似乎不无另一种
危险，即以“地方”这种次大群体再度障蔽了个体。似乎个体在一个较小群体
中就必然比在一个较大群体中有更多的自由。这其实正是反联邦党人当年的最
根本论证，即所谓“共同体越小，民主越易”。但联邦党人对现代民主的最大
贡献恰恰就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保障的西方传统论点，
明确奠定了一条决然相反的民主原则：“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the
larger the society，the more duly capable it will be of self-
government）。联邦党人的这一理念及美国民主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使我们
有理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传统并不必然构成中国走向民
主的障碍，相反，在充分发展大众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或将极大
地有助于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Inscription à :
Commentaires (Atom)